视涯硅基OLED产品
筑牢AMOLED小尺寸应用领域 强化核心优势
随着5G物联网时代下万物互联、万物显示，显示应用场景的拓展，以及关键技术的迭代，显示技术仍需持续创新。张德强在大会上介绍，在五年内，维信诺制定了“一强两新”的发展战略。“一强”是指筑牢小尺寸应用领域，“两新”是扩展中尺寸应用新领域和开拓大尺寸新赛道。
当前，全球小尺寸面板AMOLED需求仍逐年提升，市场前景广阔，也成为维信诺持续强化OLED核心业务的关键因素之一。根据Omdia数据显示，2020年小尺寸面板AMOLED市场需求为6.01亿片，到2024年需求将跃升至9.8亿片，需求增长率高达近63%。
成功的创新是实现商业化，不断提升创新价值和溢价。在OLED领域，维信诺通过20年自主创新，已实现多款显示产品的商业化领先，包括全球首款屏下摄像手机、全球首款144Hz刷新率手机、全球首款165Hz刷新率手机、全球首款环绕屏手机、全球首款柔性穿戴手机、全球首款透明A柱汽车等“硬科技”产品已上市发布。
维信诺外景
张德强表示，未来五年，维信诺将稳固提高OLED量产线经营效率，与产业链联合探究创新方案，全面提升客户综合服务体验，夯实公司在OLED关键技术、创新应用等方面的基础，持续引领我国OLED产业发展。
随着AMOLED的加速渗透，智能手机更追求屏幕在窄边框、高画质、低功耗等基础性能指标方面持续精进，打孔屏成为主流，屏下摄像头受追捧，内折方式的折叠手机更受终端青睐。
OLED进入技术创新冷静期，维信诺将从客户需求出发进行正向研究，从底层技术突破来满足客户。
针对低功耗需求，维信诺在研发主流的LTPO之外，还同步开发了低频LTPS驱动解决方案，实现30Hz低频显示，驱动功耗降低效果明显。在折叠方面，维信诺突破了1.5毫米弯折半径下200万次可靠折叠的极限弯折水平。
扩展中尺寸新领域 开拓大尺寸新赛道
近些年，柔性AMOLED应用从小尺寸向中尺寸领域拓展的趋势逐渐明显，平板、笔电和车载等中尺寸需求增长迅猛。Omdia预计，到2024年，AMOLED在中尺寸的需求占比约提升至15%，2025年为20%。
维信诺积极响应AMOLED中尺寸市场需求，将建设先进的高世代量产线，进行高潜力技术创新融合，为客户提供先进的产品解决方案，拓展中尺寸应用领域。在技术研发方向上，维信诺中尺寸产品将改变现有产品形态，拓展出更多的新形态和新应用场景，并聚焦低重量、高寿命、低功耗、集成化和高画质等方面终端需求，预计很快推出新一代中尺寸创新产品。
针对大尺寸显示，维信诺将结合创新技术及商业模式发力Micro-LED新兴显示业务，布局新销售渠道与服务模式。Micro-LED被业界普遍认为是最有发展前景的下一代显示技术之一，其亮度范围、寿命、色域都能达到较高水平，可以满足未来消费者对显示本身的高性能需求，产品领域从巨屏显示一直覆盖到微型显示。
据了解，维信诺子公司辰显光电建成了中国大陆首条从驱动背板、巨量转移到模组全覆盖的Micro-LED中试线，也是目前仅有的一条全制程Micro-LED中试线。利用这条全制程产线，辰显光电开发出中国大陆首款视网膜级像素分辨率的Micro-LED可穿戴样品，1.84英寸产品的像素密度达到326PPI，在亮度、寿命、色域等方面都具备优势。高端电视也是辰显光电重点关注的方向，目前已开发出中国大陆首款高端TV用的可拼接Micro-LED单屏样品，像素密度为50PPI，产品尺寸为4.82英寸。
在可量产关键技术突破方面，辰显光电自主开发的巨量转移技术，良率已达到99.5%，效率达到600万颗LED/小时，代表着目前中国大陆巨量转移的尖端水平。同时自主开发基于LTPS工艺的数字驱动解决方案，提升显示画质和降低功耗，完全适配Micro-LED的高性能显示。
12月6日下午，省委常委、市委书记虞爱华与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韩盛龙商谈并见证合作项目签约
安徽省会合肥近年来被外界解读为“最励志、逆袭最成功的城市”。从经济数据方面来看，合肥从2000年之前的排名全国90位左右，到2020年位居全国第20位，整整前进了70位。
一时间，江湖上到处流传着合肥的各种传说：“最牛风险投资机构”“合肥，一座‘伪装成城市的投行’” 等一系列解读“合肥模式”的文章，如潮水般涌来。
澎湃新闻记者注意到，今年11月27日，在深圳举行的一场“走进顶级商学院系列活动”中，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经管学院教授、深圳市原副市长唐杰发表了主题演讲《推动转型与创新增长的政策体系研究》，从他熟悉的深圳的视角分析了“合肥模式”。
唐杰发现，将美国上市公司和我国上市公司对比，会发现明显不同的特征。美国的信息技术、通讯服务、医疗保健占比较高，在我国这些领域占比却偏低，而金融、资源类企业占比极高，等于是谁占有资源，谁就可以获得激励，对于创新的激励是不够的。
唐杰认为，我国要建立创新型国家，但如今大量的科学研究却和产业无关。因此在《中共中央十四五规划纲要》当中，就提出了要进行科学体制改革，让大学、企业、政府能够一体化地相互围绕创新。合肥的模式，或许就可以作为案例参考。
2000年，作为安徽省会的合肥，人均GDP还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如今的合肥GDP总量已经超过万亿，人均GDP达到了全国平均水平的1.6倍。
合肥为何能够在二十年间获得如此巨大的增长？正在于其政府将产业与科学的有效结合。
对此，唐杰举了合肥最经典三个案例：与京东方合作，做显示技术；与蔚来合作，做新能源汽车；与长鑫存储合作，建设中国最大的储存芯片生产基地。这样的能力并不是合肥“突然具备”的，而是合肥长期以来的厚积薄发、以及科学的决策制度共同作用下的结果。强大的科技实力，来自于合肥扎实的科学产业。
合肥怎样突然具备了这样的能力？
唐杰分析：“大家到合肥去，可以看到合肥是我们过去长期低估的一座城市，它是中国的国家科学中心，它有中科大、有12个所，全国已经建成和正在建设的38个重大装置当中，有8个在合肥，这是一个科学家云集的城市。历史阴错阳差把中科大送给了安徽，安徽省会搬迁就到了合肥。他们讲故事，说中科大搬迁的时候，一路上很多地方想要，最后凑凑不够粮票，养不起几千科学家，在郑州停留了两天，郑州没凑齐粮票，到了安庆，安徽领导人说我再穷，我要把粮票凑齐，你就不要走了。然后用了安庆一个师范学院的校址，后来才有了中科大。阴错阳差，50年前一个历史的误会，它从北京出走，落到合肥，合肥因此成为中国的创新中心。”
对比深圳与合肥，唐杰提出：“咱们（深圳）现在只有一个中科院的一个先进技术研究院，还没到重大。现在深圳只有一个国家重点实验室——鹏城实验室，那是深圳自费闹革命闹来的。共和国历史上，没有说一个国家重点实验室是地方提议、地方掏钱，打了三年游击战，然后就变成国家的了，而且只有一座，大家可以看合肥有多少。”
当然合肥还有一个特点，合肥在大规模科学研发上的投入极高。
唐杰总结：“我们看一下合肥是怎么变化的，大家看这个位置就知道，显然比我们深圳这个位置好，我们这个位置还不比长春好，长春距离中国主要消费中心的位置比深圳还要近，深圳的区位是出海最好的，开放大循环最好，但你要走向对内和对外两个循环，看起来还是合肥更好。”
“合肥是一个什么地方？15年前合肥是没有铁路的，合肥要上铁路，从合肥出去，坐省线，到蚌埠才能转国家铁路，而现在合肥拥有了米字型高铁线路，大家想一想深圳有几条高铁呢？合肥还马上要变成12条高铁的汇集地了。在高铁时代，一座城市因为高铁彻底改变了自己的空间位置，合肥就是这样一个典型。”唐杰认为。
而对于合肥科学决策制度的认识，则来自唐杰一段与合肥交流的经历。
唐杰在演讲中介绍：“我去合肥，合肥人跟我说所有重大项目不仅仅是政府决策的，也不仅仅是市委决策的，不仅仅是人大常委会决策的。政府项目引入之后，要报给市人大财经委，财经委审完之后报给主任办公会，主任办公会以后给常委会。我就特别好奇，你们不嫌这样的流程很长吗？他说不长，我可以平行就报了。我说报了有什么好处呢？他说人大财经预算委有大量社会人士，主任办公会里面有大量从政府出来的老领导，人大（常委会）常委则是三类人：政府部门、大学和金融界/产业界。为什么合肥的项目相对成功呢？这就是成功的关键：广泛地征求意见，最后还要通报给政协，能够明确建立容错纠错机制，建立一个科学的决策制度。”
合肥在2021最受投资机构欢迎的地方政府LP中排名第二，仅次于深圳。上海几位教授看了之后特别惊讶，浦东居然排在合肥之后，其实这是一个改革的过程。
合肥在过去10年间发生了我们很难想象的巨大变革，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个改革过程，才保证了一个市场和产业的有效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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