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跟随转向原创：爱迪生有那么多发明，为啥公司却破产了？

在中国从改革开放以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的经济资源的主要指导者——各级政府，习惯的词汇是“招商引资”，这四个字其实是不包含创新的，它的基本模式是，引资对象是技术成熟，市场成熟，企业基本成熟的现成产业中的外来企业尤其是比较成熟的企业，吸引它过来投资，而投资者会来中国某个地方的主要动力是为了追求更低生产成本，那么政府的工作重心是围绕着如何创造更低生产成本的条件展开，比如交通、通信条件，劳动力成本，市场环境，商务及生活环境（餐饮、娱乐、生活、子女教育、医疗）。政府下功夫的主要是生产环境的改善，包括解决厂房、水电、原材料、产业链等，然后再加上税收优惠、土地优惠、政府审批流程简化等。总而言之，欠缺的要素主要是在企业之外的，作为招商对象的企业本身已经发展了很长时间了，只需要在中国这个地方补上这些企业外的外围优势要素，那么外来企业就会过来，自然支撑起完整成熟的产业链落地和发展。在那个年代，中国因为在很多方面与外国还有很长距离，去说创新是比较渺茫的，所以招商引资在那个年代有它的合理性，我们过去这套做法在大约20年左右的时间(1992-2012年左右)里是非常有效的。

但到这十年，中国很多地方的环境和任务已经变化了，已经不再是招商引资了，我们需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走得更高，这个就会产生一个大变局，这个词的含义是很深的。过去跟随型发展策略的法宝就会失效，因为过去的法宝解决的着力点是在企业外围，定位招商引资，而现在你要搞创新，尤其是原创创新，很多地方的定位已经改为“招才引智”，当然也希望通过引智引来的项目，搭配一点本地资金，再吸引更多的风险投资，也叫招财引智，但核心是“智”，这一般就是创业型项目，尤其在这两三年强调硬科技的环境下，更侧重于技术原创型项目。

2/ 原创项目的特点

技术型原创项目的支持、发展和之前招商引资模式最大的不同在哪里？技术原创型企业从创办起，能不能发展起来，欠缺的要素并非企业外部的优惠环境，而是在企业内部就有较大缺失。这需要不同的人才汇聚在一起才能把原创型企业做起来。

当然，我们不排除存在那种同时在技术创新、经营管理、市场开拓上都是一流的人才，把诸多能力汇聚于一个人身上，历史上有，比如诺贝尔，比如福特，但大部分情况下这些才能分属于不同的个人。其实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要做技术突破，在很多情况下需要一个人付出非常多的精力专注于此，往往付出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精力才把一个原创的技术突破，这样的创新者是没有机会去积累经营管理经验和市场开拓经验的，因此很可能在这方面存在重大缺陷，这就导致了很多创新项目最终让人扼腕，或者被其他非技术创新当事人或企业获取了结果这样的结局，这还是好的，更可惜的是就埋没掉了。

因此，如何把能够支撑原创性技术的各种核心要素人才，包括技术原创、经营管理和市场开拓人才聚到一起，对于创新企业成长并取得成功非常重要，而政府要做的事情，一是促成这样机制的形成，二是对于这类企业在起步最关键的问题——产品的试用和验证上（这已经反复被证明会决定创新企业是生还是被拖沓所窒息或耽误）给予极大的方便、疏通和支持。我认为这是转向支持原创型项目最重要的事情。

3/ 国外正面案例

我想举几个近现代技术创新的案例来说明这一点，正面的案例确实存在，这就是各种核心要素都集于一身的案例，包括诺贝尔：化学炸药的发明者，同时也是极为能干的企业家，通过经营火药，对下游不断扩展，进入很多领域包括石油开采领域，诺贝尔兄弟企业是十月革命前沙俄最重要的企业。

亨利·福特，这个人是一个奇才，不仅在技术工程上，而且在产品的战略上，生产管理的创新设计上，都是奇才，甚至最后到了设计社会制度（通过高薪雇佣工人让工人本身成为汽车的强有力消费群体）的地步。

伽利尔摩·马可尼和他的英国助手乔治·肯普。拍这张照片是为记录人类首次横跨大西洋的无线电报传输。 

在马克尼公司破产之前的2004年，我参与过与马克尼公司的合作，他们因自身研发成本过高，计划将低端CWDM（粗波分复用）产品与中兴通信合作开发。我当时是中兴深圳研究所副所长，是该项目中兴一方的负责人，该计划因马克尼公司破产而中止。因马克尼是我学生时代心目中伟大发明家偶像之一，刚开始进行合作时深感幸运能有机会与伟大的马克尼公司合作，是带着非常崇拜的心情走进离伦敦市不远的马可尼公司总部的，却很遗憾地亲眼见证了这个巨人的落幕。这个过程给我个人带来了巨大的心灵震撼，久久难以平静。 尽管如此，丝毫不影响马克尼本人的确是一个伟大发明家与成功企业家合一的伟人。

4/ 国外反面案例

但更多的是不成功的。

其中一个代表就是如今经马斯克的企业而在近十年爆得大名的尼古拉·特斯拉。其实如今美国硅谷群体对历史上的特斯拉私下评价是颇有负面的，他一生发明了很多东西，有很多现在还是科幻般神奇，比如隔空的电能传输等，但是他在经营上面一败涂地，一生有那么发明，没有一个是在他手上产业化成功的，自身经营能力非常差，把投资人的钱全部都亏光了，而他自己一是把责任推到投资者身上，二是号称技术发明就是要服务于全人类，根本就不该赚钱，结果晚年一贫如洗，被人遗忘了大约60年，最后才因为另一个其实不相干的企业名字而重新复活。

另一个特斯拉的技术竞争对手，也是很伟大的发明家托马斯·爱迪生，比特斯拉只能说好一点，经营上总体还是挣了一些钱的。但是，他那些如雷贯耳的发明，却没有一样是挣钱的。包括电灯、电影，这些发明越是轰雷贯耳，在他手上越是赔钱，原因之一就是他在经营上策略不对。电影是他著名的发明之一，因他收的专利费不理性地奇高，导致初期在芝加哥兴起的电影产业全被他毁灭了。迫使电影产业转至对专利不那么严格的洛杉矶，这是好莱坞诞生在洛杉矶的关键原因。1892年，他的主力事业爱迪生电灯公司破产，由摩根主导与汤姆逊·休士顿电力公司合并，成为今天的GE。所以爱迪生的经营成绩是：靠发明赚过一些钱，但又都赔光了，只有不是他原创发明的水泥业务赚了很多钱，由此收益将前面亏的两百多万美元造成的巨额欠债给补上了。

还有一个是曾经就职于IBM的吉恩·阿姆达尔。他曾是IBM总工程师，是真正奠定IBM在计算机界地位的360机的发明者。现代计算机的主流架构叫“冯·诺伊曼型结构”， 冯·诺伊曼是现代计算机之父。但现代计算机的产品架构：总线结构，虚拟内存，兼容体系，操作系统概念......全是阿姆达尔建立的，因此，他是现代计算机产品架构之父。并行处理的阿姆达尔定律直到现在还是开发巨型机的金科玉律。但是他在技术上面非常激进，后来在IBM感觉官僚都要压制他的计划，忍受不了，他就自己出去创业，结果开发出产品后遭到IBM的战略性打击，发生企业之间的价格战，阿姆达尔个人比不过IBM，资金不足，加上遇上经济萧条，公司97%股份被迫卖给日本富士通，最后剩下的3%也丢掉，自己暗然出局。1980年3月成立三部曲公司(Trilogy)，获得2.5亿美元投资，继续开发巨型机与IBM竞争。但在开发芯片过程中因技术性能过于超前而失败，退出大型机的研发以及与IBM的竞争。1982年创立Grid系统公司，制造高级手提式电脑。1987年，创建Andor系统公司。1996年，创办第四家公司——商业数据服务公司(CDS)。最终他的公司都经营不善而失败。

再有就是微软抄袭的对象基尔代尔博士。现在谈到微软公司，都知道是做操纵系统的。事实上微软的操作系统的技术上面，说模仿是好听一点，基本上最初是完全抄袭真正的发明人——基尔代尔博士的。加里·基尔代尔 (Gary Kildall)博士是第一个个人计算机（PC)操作系统CP/M (Control Program/Monitor)的发明者，BIOS、磁盘文件管理、软盘、硬盘驱动程序、图形用户界面GUI、应用程序接口API、多用户系统等技术等都是他的发明。1974年开发出第一个CP/M版本v1.3，后来创立DR公司（Digital Research，意为数字研究公司）并发布v1.4后迅速占领了当时的微机市场。支持当时刚刚发明中央处理器概念的英特尔的最初的CPU产品8080、8088、8086和摩托的CPU MC68000等各种芯片。IBM在计划开发自己的个人计算机产品时主动上门拜访基尔代尔，并且还是在微软的盖茨介绍下去拜访的基尔代尔——事实上面对当时强大到一手遮天的加里DR公司，盖茨最初压根没敢想能与他竞争。但基尔代尔乘自己的私人飞机出差去了，回来后也完全没把IBM拜访的事放在心上，因此错失了与当时的巨头IBM合作的战略机遇，这才给了微软崛起的机会。而微软最初DOS操作系统，是从另外一个完全抄袭CP/M系统的小公司手上买过来的，很长时间，甚至连语法错误都抄过来，那个系统几乎一个比特也没改。

而后，在16位机操作系统开发上，基尔代尔还是过多依赖个人天才而不是团队进行研发，错失技术进步的机会。最终在16位PC操作系统上被CP/M的崇拜者和抄袭者微软超越。基尔代尔失败后整日借酒浇愁。1994年7月，因事故头部撞地，三日后不治身亡。

最后说一下公认硅谷的源头人物之一 ——非常有名的肖克利。他因发明半导体晶体管获得诺贝尔奖。整个硅谷跟他有非常大的关系。1955年，他在加州Mountain View创立了“肖克莱实验室股份有限公司”，聘用了很多年轻优秀的技术人才。但肖克利脾气很差，管理非常糟糕，著名的八大金刚（八叛徒）因此离开它，在仙童照相机的注资下成立仙童公司（Fairchildren）。仙童公司虽初期业绩非常好，但因投资人在股份利益问题上不明智，导致骨干不断离职，最终成为硅谷的第一个大产业——半导体业的黄埔军校。仙童系公司（从仙童出走的员工成立的公司）市值曾占整个纳斯达克60%，上市公司有92家，总市值超过2万亿美元。直到2015年11月，仙童才被安森美以24亿美元现金收购而结束其历史。英特尔、AMD、国家半导体等主力企业，乃至KPCB等知名风投机构，都是脱胎于仙童，其主要创始人都是“八大金刚”成员及其发现和提携的人才。

威廉·肖克利（坐姿，右三）和著名的八大金刚

现在我们再看当代作为一个公认的创新成功体系——硅谷。为什么世人说硅谷有创新性？事实上美国并不是每个地方都有创新性的，美国很多地方，如目前的中部的一些州，甚至东部老的一些区域，它的创新性是很弱的，甚至还不如中国。但硅谷确实有一种独特的文化，这个文化主要是把有实体经营经验的人，通过天使投资群这个方式来实现一种“实战型人才流”输送到原创型企业里面去，大概在20世纪50-70年代，硅谷的技术人才、股权、管理人才的合理复合体通过这种“人才循环流”模型就逐步成形。这样“人才锻炼-循环-创造-再循环”机制在很长的时间里确实是有效的，支撑了硅谷很长时间的创新活力和把创新落实成产业的能力。那么，为什么说这种循环体系很重要，它又是通过什么动力机制——尤其是对关键人才的动力机制把人才送到需要它的位置上呢？ 

作为技术原创型项目——我们这里说的是由核心技术驱动的重大技术变革为特征的项目，不包括目前创投圈（现在的出现空心化的硅谷也有类似情况）的没有技术创新的“模式创新”类项目，或者烧钱制造商业模式的项目，一般来说相对于原有技术会有一个大的技术飞跃，所以从技术角度（降低成本，降低投资，节省能源材料的同时实现高的目标功能等等）往往是具有很大优势的，一般毛利润会比较高（不计算初始管理不熟练和营销问题导致的高经营费用——这其实是真问题），所以一般生产成本不是太大的问题，因此也不是主要痛点。现在政府搞招才引智喜欢搞“孵化器三年免租”等政策，效果是有一些，但很有限，往往变成一个噱头，因为这不是技术原创型企业真正的内部难题、痛点。

技术原创项目需要解决的内部难题是以下三点：

1）如何判断这个原创技术项目是不是真原创，真的有价值有前景？

2）管理与市场营销人才有没有，如何结合？

3）持续的融资支持。

从外部说也有一个很大的难题，那就是原创出来的新东西，谁来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原有的政策支持在解决这个问题上，会有很大的问题，甚至现在很多产业政策或地方政府去搞招财引智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这是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先说内部难题，这三大难题现有的情况：

一是判断方面。目前流行的中国地方政府的“招财引智”模型往往是政府自己无法进行判断——这里面有一个所谓找第三方基于“公平公正”的理由，其实你也可以认为这是一种回避责任，所以搞了很多项目大赛、创新大赛，请第三方的专家来评审。我本人就做过很多这类评审专家。

专家评审机制本身是有内在逻辑矛盾的：1）专家评审完拿完专家费走人，不是责任人，判断难免随意性。2）了解项目的时间太短，最多提前让你看项目也就不到2天，甚至几个小时，甚至是现场的几分钟，半个小时，根本难以真正理解项目。3）对真正的创新，往往是非常深入的，除了原创者没有真正的专家，搬过来的专家大部分牛头不对马嘴。4）这种模式也解决不了经营人才等痛点问题。

最后事实上会搞成一个根据头衔、名声来做判断的机制，在中国这种带有后进色彩的国家就往往导致“外来和尚好念经”，内向型歧视也就自然而然产生了。再后面就是要么出现“竞赛专业户”，吃评选这碗饭的企业，还有个别是专门搞国外高大上光环到国内政府拿经费，各种共建实验室，但就是没什么产品出来……有几个院士做生意能成的？没有，他不是干这个的，事实上在中国的实业领域经常开玩笑，某某领域研究了几十年没有成功（没有国家想要的产业化成果），但文章发了一大堆，因此评出了几个院士。院士又怎么判断原创企业呢。这种情况在美国也是一样的，美国的院士做生意成功的也很少，当然那里的院士更多是一个荣誉头衔，不像中国是一种资源的引力点，能坐享很多经济资源。

二、从经营性人才方面，政府也很难来解决，技术原创型企业要成功发展起来并持久，最初几年是靠独门绝技的技术，但一般这种技术不能吃一辈子，能吃20年是很厉害的（硅谷所在的信息技术领域更是只有几年），所以很快要建立完善的市场开拓能力和经营管理水平，长期如十几年，几十年的范围内，要靠敏锐的战略抉择能力和长期储备团队的建设和传承。而这些相关的人才，是要有“缘分”或良性机制才能走到一起的，政府想拉郎配，成功概率是不大的。

三是持续融资的难题，不要被目前所谓“风险投资”的名称所迷惑。目前的风险投资其实也是在炒股，只不过是在一级市场（未上市公司、待上市公司）炒股。他们主要是基于财务报表做决策，而原创技术型公司在最关键、最需要支持的时候，是没有业绩（因为原创产品往往还没有卖出去，没有收入）的，风投因此无法决策，而中国最近几年的一些大型政府基金干脆连财务报表的决策也不愿做，只愿去做上市公司定向增发或Pre-IPO轮，以避免责任。这是不能支持真正原始创新的。

6/ 硅谷创新体系是什么样的

我们只是常常在说美国在创新体系上有优势，但必须理解这种创新体系是如何运作的，也就是它如何解决以上创新体系必需要解决的问题。那么美国20世纪50-70年代在硅谷早期形成的天使人才循环机制是怎么解决这三个问题的呢？这里分析一下。

首先它和风险投资等本质上是炒股票的机构有本质区别。VC本质上是狩猎型模式，是“投钱换股-等待估值上涨-退出盈利”，不管那些风投说的多天花乱坠，能全身心介入投资对象经营的VC是没有的，这也很好理解，因为它的资金是募集来的，有退出期限（一般是5+2，即5年基金期限加2年宽限期），它不可能在一个项目上花太多时间和精力，尤其是刚创办的企业，需要的钱不多，但时间要很多。所以VC模式必然走向依靠财务报表做判断，它做的是“打概率”。所以美国VC也不真正支持创新。相反，它在2010年之后反而成为操纵市场，推一些没有核心技术但靠概念收割韭菜模型的主要制造者，原因是这种模式非常适合它的资金结构。

而真正的天使投资是“投钱+投人”，这个人要加入进去的，是共同创业，所以退出并不必须。在早期硅谷机制下，这种人的资金是他自己的钱——而这笔钱主要通过上一轮的创业成功增值变现所得。真正的天使投资人判断项目不看财务，主要靠对技术和对创业者本身的专业分析，有很强的自身经验在里面，而且想的是我能给项目带来什么实质性的改变，往往在管理和市场开拓上发挥核心作用。所以这种模式就不是狩猎模型，而是农耕模型甚至工业模型，是要撸起袖子亲自干的，他聚焦的是加入项目后的“成功率”，而不是广撒网等待收获的概率。

所以，VC的思维模型是发现缺陷然后回避风险，世界上原创创新型项目，80%以上的项目都有成功的可能性，但其中几乎都存在先天的团队缺陷，所以VC模型基本上无法参与原创创新，这是大部分人不知道，专业圈内的人也不会告诉你的真相（承认这一点是有损VC的行业声誉的）。而真正的天使思维是：知道且精通创业团队存在的缺陷，但主动去弥补缺陷，帮助他们成功。

所以，20世纪50-70年代形成的硅谷机制实现了这样一种互补：一方面，在技术上有特别深造诣的人，同时能够在市场、管理、生产等都很强的人少之又少，因此对这方面的需求很强烈；另一方面，当时的硅谷机制通过十年左右的发展，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开始释放这样的人才：即在此前依靠技术创新而增长做大的企业里，在发展过程中起到重大作用，但中途离职或提前富足而退休的人才，这种人才是这批企业生长的一个必然的且具有超高价值的副产品。

这批人的共同故事是：财务自由->周游世界->1到3个月后，无聊到不想活下去->极力要找点事做->投资并加入某个创业团队。而其中的经典案例，就是把自己创立的公司卖掉而财务自由的马库拉和苹果创始人乔布斯的相遇。马库拉就是那个天使，为苹果的最开始良性运营、市场开拓和持续融资立下汗马功劳。

从上述三个内部机制难题来看，天使机制的存在的确是解决了三个方面难题：第一， 项目判断方面，天使是拿着自己的钱去做判断，很多天使敢投就是意识到自己是可以完善该创新团队的缺陷从而把它“做成功”的；第二， 管理和市场方面，这个不用说了，我们所说的这种天使在这方面是强项；第三， 持续融资，一般来说这种天使的社会阅历和资源是比较广泛的，有利于牵线之后的融资。由此，三个内在问题基本上迎刃而解。

这样一种循环持续下去，会出现不断反复当天使的现象。这算是一种良性机制，对于这类人员也是一种人生成就。真正的天使投资人是投资并加入团队，主要是为了找点事做，以免无聊到失去活下去的勇气。赚钱是生活乐趣和意外的负担，没有特定时间要求。能力强且赶上好环境的人可能不断成功、退出并交棒给接班人，再去做天使……事实上我本人的角色也是类似，那就是把在通信行业中的行业战略判断、管理和市场开拓经验，带入到我加入的重大创新型项目里面来，然后为它不断开拓。当它做大且稳固的时候，我还有新的项目，不断的扶持，成就。

以最近几年的人工智能交通监控系统为例子，目前是宇视、海康、大华在这个领域有重要地位，但这个技术其实最早出现在北京一家初创公司，但为什么这个产业没在北京兴起呢？很关键的问题就是杭州市为这些公司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新产品试用条件。在道路上专门提供了各个公司的测试点，可以根本不经过城管、公安等直接在道路上试用自己的新产品，新技术应用完全零障碍。在杭州的大街上开车，你会偶然发现一些“宇视测试点、海康测试点、大华测试点、华为测试点”，这个就提供了一个你的新产品零成本进行验证的一个渠道。而在北京，那个公司就要自己去和城管、交警，很多很多部门要去打交道，而且越是新的东西越是现有秩序没遇到的，那么现有秩序对它往往是不友好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所以在北京发展了十几年，还是一个很小的公司。这是一个很具有代表性的案例，反映的就是怎么解决原创产品应用的问题，有了第一个应用，才可能改进和推广，否则，连可能性都没有。

美国的军队主导的各种机制比较好的解决这个问题，中国目前还没有，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中国在中美竞争格局下长期是缺乏可持续的竞争活力的。我的建议是建立一个专门针对原创的投资基金，这个投资基金跟一般的风险投资基金不同，在于它不是去押注概率，然后对创新项目的发展在一边袖手旁观，而是直接深度参与，这里面有一点机制是这个基金不仅要投资原创项目，而且还要可以购买创新产品作为第一批试用者，主动当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然后帮忙疏通下游渠道，把这个采购的东西用到最适合的地方去。中信基金会的朋友和我讨论，称呼这为“从零到一”基金。这样，从内部补上项目识别、市场管理和融资，从外部主动创造第一个吃螃蟹的市场，在这种机制下，我个人认为中国是不缺原创技术型项目的，事实上我自己已经积累发现了几家。就我所知就有十几家原创型中国技术有很大的潜力和价值。事实上，中国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人，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希望把这种从零到一基金的伯乐机制建立起来，我相信中国的大量千里马就会奔涌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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