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吴晓波频道（ID：wuxiaobopd）
作者/吴晓波
封面/图虫创意
柳传志与曹德旺，我都接触过，一位比较熟，一位访谈过两次，还去过他在福清的工厂。
他们年纪相近，柳传志是1944年的，曹德旺是1946年的。创业的时间也在同一时期，柳传志于1984年创办联想，曹德旺是1987年创办福耀。学历差得比较大，柳传志是中科院计算机所的研究员，曹德旺初中读到十四岁就辍学了。十年前，柳传志是国内知名度最高的企业家，是广受尊敬的业界领袖，曹德旺在当时很少为人所知。
现在，两人在互联网舆论界的形象出现了极富戏剧性的反差。前者是“资本家”，是“外国资本势力在中国的买办”，后者是企业家，实体经济的代言人。
这是不是终极结论，我不知道，我们谁也不能代表历史说话。我想要讨论的是，这一社会风评背后的时代寓意和它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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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他们各自创办的企业，联想和福耀。
福耀是一个典型的隐形冠军，制造玻璃，而且只制造汽车玻璃，国内市场占有率约60%，全球市场25%。我访谈曹德旺，发现他对汽车玻璃以外的事业毫无兴趣，他告诉过我一件事情，前些年，福州成立了一家城市商业银行，领导让他出任董事长，但他拒绝了，理由是不感兴趣。
隐形冠军最大的优势是抗风险性强，弱点是缺乏非线性的想象力。福耀一年200亿营收，十多个亿利润，赚来的钱，一部分投入工厂扩建和技术改造，一部分用于分红，福耀上市20多年，派发了近270亿元的红利，是中国上市公司里少有的良心企业，再有就是做慈善。我去福清，曹德旺带我去的第一个地方不是工厂，而是一所建在他出生的老宅子附近的中学和一座正在新建的庙宇。
如果始终坚持这一战略，十年后，心无旁骛的福耀还是一家汽车玻璃制造企业。
相比面目十分清晰的福耀，联想就要复杂和庞大得多了。如果说，曹德旺是一个定点捕鱼的渔夫，那么，柳传志则是一个弄潮儿。
联想创建初期是做IBM电脑的国内代理，后来开发出了联想汉卡，1990年之后，生产联想电脑，1996年跃居国内市场第一。2004年，收购IBM的个人电脑事业部，2013年，成为全球最大的PC制造公司。2014年，联想收购摩托罗拉的手机事业部。这两年，联想发力5G智能和工业互联网，与阿里、海尔和华为同为最主要的解决方案服务商之一。
联想还是最早试水互联网的企业，可谓屡战屡败，屡败屡战。早在2001年和2003年，柳传志注资组建了君联资本和弘毅投资，目前管理的资金规模超过1000亿元人民币，是国内头部的风险投资机构之一。
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福耀始终坚持专业工厂模式，而联想则在产业延展、全球化布局、公司治理、资本化运营和团队建设上进行了更多的探索。在收入规模上，联想是福耀的二十倍。
十年后，福耀应该还是那个福耀，而联想会变成什么模样，没有人能预测得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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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隐形冠军，一家生态型企业，一个简单战略，一个复杂战略，孰优孰劣，其实没有可比之处。但是，在公众认知的层面上，却会给人带来全然不同的评价和判断。
在以前，我们很少注意到这个问题：人们对一位企业家的态度，与每个时代所面临的问题息息相关。
曹德旺因为简单，而很容易被定义。自2015年提出互联网+之后，一方面，实体经济快速地拥抱信息化革命，实现了从制造到营销的全新迭代——当今中国制造业是全球最激进的产业互联网试验场，另一方面，激烈变革所带来的心理焦虑，则营造出一个颇为诡异的氛围，它呈现为对互联网平台的价值怀疑和对垄断的厌恶。
这个时候，所有被变革裹挟其中的人们，无论他们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都在心理上需要寻找到一个标杆和假想敌，前者是前行的慰藉，后者是前行的动力，它们其实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但是，因为对立，所遭遇的拥戴和攻击便同样鲜明。
于是，曹德旺，以及董明珠、宗庆后等人，就成了坚持实体经济的代表人物。
那么，为什么同是制造业的柳传志，在今天会有那么截然不同的风评？他的公共形象是如何发生了巨大的反转？我思考了很久，答案也许还是他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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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纳一下，这几年，柳传志所遭遇的各种批评，主要由以下“事实”所构成：
其一，联想的贸工技战略。有人认为，中国当今IT产业的“缺芯”，就是柳传志当年放弃了倪光南的芯片制造计划，转为做整机业务所造成的，联想因此被“定义”为一家没有核心技术能力的公司。
其二，与高通的密切关系。有人认为，在5G标准的制订上，联想投了高通而不是华为，甚至在服务器的供应上卡华为的脖子。这一信息尽管得到了联想和华为方面的否认，但是，大家好像认定就有那么一回事。
其三，泰山会。这是一个由柳传志、史玉柱和卢志强等人发起的企业家社群组织，也是数以万计的类似组织中的一个，它被看成是一个资本家利益集团，似乎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
其四，“在商言商”的发言。2013年6月，柳传志在正和岛的一次企业家聚会上谈及：“从现在起我们要在商言商，以后的聚会我们只讲商业。”这段话遭到一批企业家“决裂式”的讨伐，他被视为“懦弱者”。
其五，滴滴事件与柳青。柳传志的女儿出任滴滴总裁，他的一位侄女曾任Uber中国区总裁，于是“柳氏父女”与草根创业者构成了一对冲突体，“他们攫取了最好的资源，都在为外国资本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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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事实都带有双重性。它既是存在而不可更改的，同时，人们对事实的判断和选择性组合，又会带来不同的结论，而这些结论还将随着人们对很多问题的态度的改变而发生变化。
当人们出于自身的需要，对某一事实形成认知并达成共识之后，会本能地屏蔽对复杂性的讨论。甚至，对之的讨论，成为立场分野的选边战，进而迎来一场更为极端化的争议。
作为上一时期的企业家代表人物，柳传志既偶然又必然地掉进了这一“公共认知的陷阱”。复杂的柳传志被这些复杂的“事实”所缠绕，想必给他和联想人带来了极大的困扰，这也许是公众人物所必须承受的。如果不是柳传志，也会有其他的企业家或若干个企业家，来承担类似的质疑和攻击。
你会发现，我所列举的五个方面的质疑——也许还有其他——在本质上，都是中国社会的一种焦虑情绪的投影，它们都带有很显在的现实性和代表性——中国企业核心技术的缺失、中国企业与国际公司的博弈关系、企业家社群组织的正当性、企业家的社会责任及边界、商业机会的内卷化和公平性，等等。
这些课题是如此重要，但是很惭愧，商业界迄今都没有能力将之清晰地做出理论和公共叙述上的表达。于是，在一个特殊的阶段，它们以情绪化和集束化的方式，投掷到一位企业家的身上。我们唯有一声叹息。
在我所熟悉的企业家中，柳传志是最温润的一位，在他的身上有很古典的知识分子气质，有的时候甚至带点迂倔。然而，在某些网络空间里，他也许是全然不同的形象。对于公众而言，符号化是最便捷的表述模式，而对于被符号化的柳传志，则无从辩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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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常常讲“不忘初心”，今天，这个词汇同样适用于中国的企业家阶层。
企业家的初心是什么？就是有这么一类人，决意将自己的生命投注于商业活动之中，以产品供应的方式来改造世界，同时实现自己活着的价值。他们的这份工作是不是做得合格，由四个维度来评定，它们分别是：
1）他所创建的企业有没有提供一个有价值的商品和服务；
2）他是否合法纳税，是一个遵纪守法的公民纳税人；
3）他是否善待员工，为社会创造了良好的就业机会；
4）他有没有过度利用自然资源和破坏社区环境，是不是一个和谐发展者。
没有其他了，就是这四条。用此来衡量柳传志和曹德旺，他们无疑都是合格者，甚至是优异者。至于承载在他们身上的那些角色、符号以及由此投射出的社会话题，都构成为历史演进的一部分。
我最后一次见柳传志和曹德旺都是在2018年，我拍摄《十年二十人》，他们分别是访谈的对象。在写这篇专栏的时候，他们呈现在我脑海里的形象都是那么的鲜明。
曹德旺站在中学操场上，一副怡然自得的样子。柳传志大病初愈，明显比以前消瘦了很多，他在联想大楼的顶层，指着下面的一块草坪对我说，1984年，他就是在那里的一间传达室里，开始了自己的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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