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国见面不再谈经贸：中美关系又来到了一个新的紧要关口

2021年7月25日至26日，美国副国务卿舍曼访华，在天津与中国外交部主管中美关系的谢锋副部长会谈。26日下午，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会见了舍曼，向美方明确了“三条底线”。双方在天津会谈上没有解决分歧，尚未打破外交僵局。

7月29日，中国新任驻美国大使秦刚抵达美国履新。秦刚在华盛顿对媒体说：“中美关系又处在一个新的紧要关口，既面临许多困难和挑战，也有巨大机遇和潜力。”不过，这位新大使依然对中美关系的前景持乐观态度，他认为：“我相信，中美关系的大门已经打开，就不会关上”。

大疫之下，大门关闭，噪音倍增，社会思潮如何演变？中美关系如何破局？本文探索疫情之下的社会思潮与国际格局的演变。

1/ 大疫思潮

2020年新冠疫情全球化扩散后，全球社会思潮快速转变。

为了抗击疫情，各国纷纷关闭国门，商品、人员、信息的国际流动性骤降，经济遭受重创，失业人数猛增。这时，全球社会思潮快速转变，噪音明显增加，网络暴力频发，社会戾气疾起，内卷化盛行，躺平思潮流行，国家争斗凸显，民粹主义崛起。

为什么？新冠疫情严重地打击了经济全球化及自由市场，而经济全球化及自由市场衍生的增量思维、合作态度、开放心态、自由意志、竞争意识、勇敢品质以及和平思想，迅速式微、萎靡与受挫。反过来，存量争夺触发的矛盾、不确定性引发的恐惧、寻求保护的脆弱、不敢改变的封闭以及对社会不平等的积怨，占领了全球社会思潮的高地。

这一全球社会思潮改变着全球政治生态。一些政治力量借助这一思潮崛起，对政治权力与经济势力进行重新洗牌。

拜登在2020年大选中获胜，受益于美国社会思潮的改变。我在之前的文章《大选的真相》中说过，民主党有两大票仓：一是建制派票仓，二是进步派票仓。拜登作为建制派的老政客，他的铁杆票仓是华尔街、跨国公司、美国商会、硅谷科技企业以及互联网社交媒体。民主党建制派的铁盘州、深蓝州，是华尔街金融及跨国巨头云集的纽约州，还有互联网及科技巨头集中的加利福尼亚州。

我们看建制派背后的金主是谁：2016年大选，华尔街券商与投行向希拉里的捐款高达8800万美元，特朗普只有2080万美元，相差四倍。2020年大选，这个差距进一步扩大。华尔街给拜登的募捐高达5110万美元，向特朗普只捐了1050万美元，相差五倍（截止到2020年9月）。同时，共和党建制派、小布什领导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也将钱投给了拜登。另外，在本轮大选中，互联网社交平台关键时刻给特朗普以重击，助攻拜登一举登顶。

民主党进步派的传统票仓主要是黑人、少数裔、中低收入者、同性恋者、新移民以及高校左派知识分子，分布在广大的摇摆州。在美国，民主党进步派是一股比自由派更左的政治势力，代表人物有桑德斯、卡玛拉·哈里斯。他们好勇善斗，煽动人心，制造热点，博取同情，宣扬种族平等、财富均等、女权主义、环保主义和民粹政治。

这两大派别的选民构成及所代表的利益是对立的，但是民主党一直维持着某种政治默契，如牺牲本土中小企业及中产阶级的利益，以达成二者的合作。最近几十年，民主党建制派想要赢得大选，关键看进步派的边际选票。

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社会思潮开始转变，桑德斯领导的进步派振臂高呼，民粹政治和福利主义崛起。2016年大选，民主党竞选策略失败，建制派老政客希拉里干掉了风头正盛的桑德斯，没能安抚、团结、吸纳进步派选民。结果，部分进步派选票投给了特朗普，摇摆州倒向了共和党，希拉里败选。

2020年大选，正值新冠疫情在全球迅速扩散，全球思潮极速转变。特朗普政府对疫情控制不力，疫情迅速冲击了美国的社会秩序，很多人失去了生命、家人和工作。这触发了一种不安定的社会情绪，求生欲望、生活保障以及公平需求推动社会思潮迅速转变。

民主党建制派在竞选策略上拉拢进步派。在大选初期，拜登一度声势不振。随后，他大量吸纳进步派人士进入竞选团队，采纳他们的政治纲领，借助他们的政治声势。比如，拜登提名进步派的卡玛拉·哈里斯为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哈里斯，是一名拥有黑人和亚裔血统的女性参议员，其身上包含了种族、少数裔和女性三大美国左派政治标签。又如，拜登提出的“绿色新政”来自进步派代表科尔特斯的绿色新政。再如，进步派掀起了一场空前的“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拜登成为了这场运动的领导者和表演者。最后，拜登依靠摇摆州选民的支持，击败了特朗普。

所以，拜登上任后的首要目标是巩固政治权力。他不担心建制派的铁盘，关键是兑现竞选承诺，安抚好进步派选民。拜登在组阁时纳入了大量进步派人士，西翼团队变成了一个“种族多样性和性别平等的白宫团队”。比如，众议员里士满被任命为负责公共工作的高级顾问，他在拜登争取非洲裔选票上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在本轮大选中，拜登深陷“邮寄选票欺诈门”，发生地主要在摇摆州。拜登亟需安抚凌乱的人心，堵住悠悠之口，讨好进步派选民及支持者。拜登上台后迅速推出“新政”——1.9万亿美元刺激方案，用于抗击疫情、保障就业、消除不平等，同时向多数美国家庭及失业家庭发放现金补贴。拜登政府正在向国会提交5500亿美元的基建支出计划，试图在不加征税收的前提下实施这一计划，借此刺激经济，提振就业。

但是，钱哪里来？美联储敞开大门，拜登政府放开吸筹。拜登任命奥巴马时代的美联储主席珍妮特·耶伦为财长，对耶伦任命有助于联邦财政部与美联储勾连。美联储把货币政策的目标改了，将充分就业置于通胀目标之前。

美国第二季度的核心通胀率达到6.1%，创下近40年来的最高记录，为什么美国的底层人不着急？通胀率怎么上升的，他们心里比谁都清楚。拜登政府给他们发了大量的现金红包，这些凭空造出来的钱进入消费市场抬高了物价。实际上，美联储与拜登政府、民粹政治公开合谋，旨在迎合社会思潮、凯恩斯主义与民粹福利主义。

社会思潮引发政治格局变化，进而冲击经济势力，引发内部财富重新洗牌。

拜登政府维持宽松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最大的受益者就是建制派的票仓，那些金融巨头、科技巨头、跨国公司。美联储在大疫之下向金融市场注资，继续推高美股，尤其是微软这些科技龙头股的市值。同时，拜登政府还给科技巨头额外红包，在拜登刺激方案中，芯片制造企业分得其中的500亿美元，拜登后面又追加了500亿。特斯拉、英特尔等巨头在拜登绿色新政、基建计划中均可获利。

这进一步加剧了金融资产及科技巨头的膨胀。苹果、微软、谷歌、亚马逊的市值均创下新高，在1.8万亿美元之上，特斯拉每股一度涨到2300美元。

不过，拜登政府借来的钱还是要纳税人来承担。拜登向国内富人和企业征税，包括提高年收入40万美元家庭的税率，提高资本利得税等等。加征税收是一种财富重新分配的手段，相当于剥夺美国本土企业、富人及中上阶级的一部分财富给另外一部分群体。

拜登还游说G7通过全球最低税率和重新划分征税权，降低跨国集团及全球性富豪的避税空间。这一政策目前扩大到G20，预计在全球层面每年能够多产生约1500亿美元的税收。不过，这么操作对建制派核心票仓——跨国公司及金融富豪有冲击。只能说，在大疫思潮下，拜登不得不先安抚好进步派势力。当然，拜登也给跨国公司及金融富豪提供了一些便利，他将税率降低到15%。

大疫掀起全球社会思潮波澜，全球政治生态及经济格局生变。

2/ 中美关系

全球社会思潮转变，引发全球政治势力的此消彼长，进而影响国际关系。

经济全球化是国际关系的稳定器。但是，大疫之下，各国国门关闭，增量空间缩窄，依托于经济全球化的经贸势力、金融科技势力、跨国公司及其政治力量受挫。而如今在政治上得势的左派，美国进步派及其选民，在经济全球化与中美经贸合作上的直接利益较少。他们在国际关系上不关注经贸关系，倾向于政治、军事及意识形态关系。

于是，国际关系容易生变。两国见面不是谈经贸，不是谈合作，不是谈增量创造，而是谈政治，谈军事，谈存量分配。存量分配容易引发政治与意识形态斗争，进而可能激化军事冲突。美国进步派势力坚持“世界主义”，主张以统一的政治意识形态复制到全世界。这容易激起他国的民族情绪，引发国际外交冲突。

拜登政府打破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外交，试图重塑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力。拜登政府快速回归到原来的全球化秩序框架中，修复与欧洲、日本、加拿大的外交关系。由于意识形态上的趋同以及欧美建制派的共同利益，拜登执掌的美国与欧洲的关系，明显要比特朗普时期更加和谐。但是，在俄罗斯的外交上出现明显的恶化，拜登政府将俄罗斯视为美国“最大的威胁”。原因很简单，民主党进步派在俄罗斯没有任何经贸利益，他们之间的政治意识形态是对立的，同时民主党建制派在俄罗斯也没有多少经贸利益。拜登政府主导的美国与俄罗斯对立在所难免。

在中国的外交上也陷入僵局，与特朗普的经贸外交不同，拜登政府开始谈的是政治、军事以及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与冲突，而经贸问题被弱化、边缘化。不管是上次阿拉斯加会谈，还是这次天津会谈，美方提出的都是分歧性极大的政治议题。在天津会谈上，中方态度强硬，提出的“三条底线”和“两份清单”均属政治范畴。

如今，政治、军事及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成为外交的核心主题，也是难解之题。经贸曾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但在现行的外交框架中被边缘化。

其实，拜登政府对中国的外交政策，与对俄罗斯是完全不同的。拜登将中国视为美国“最大的竞争对手”，而不是“威胁”。中美之间存在广泛的经贸合作，这是美俄之间不存在的。民主党建制派的铁杆票仓，即华尔街、跨国公司、美国商会、硅谷科技企业以及互联网社交媒体，他们在中美经贸关系上的利益重大。沃尔玛、通用汽车、通用电气、苹果、微软、杜邦、百盛等美国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投资巨大、合作长久。

所以，在与中国的外交上，拜登左手是进步派的诉求，右手是建制派的诉求。如今，执政的前半年，拜登急于固政治权力，讨好进步派，迎合美国左派思潮，先出的是左手的牌。但是，如果中美外交僵局迟迟不破，甚至日渐恶化，那么建制派的铁杆票仓定然对拜登政府不满。

拜登政府试图统筹建制派与进步派的矛盾，在中国外交上提出“竞争、合作、对抗”三分法。拜登左手发对抗牌，满足进步派在政治、军事及意识形态上的诉求；右手发竞争与合作牌，满足建制派在经贸上国际合作与竞争的诉求。不过，中方对此不买账，中国外交官指出拜登政府的“三分法”就是遏制打压中国的“障眼法”。对抗遏制是本质，合作是权宜之计，竞争是话语陷阱。

到目前为止，阿拉斯加会谈和天津会谈，双方没能找到实质性的突破口。但是，谈总比不谈好。谈说明双方都有合作的诉求。问题是，中美该如何破局？

此前，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似乎给中美贸易“吹风”，她表示：特朗普政府达成的中美贸易协定未能解决两国之间的根本问题，而仍然存在的关税“伤害了美国消费者”。今年美国经济不均衡复苏，通胀率迅速上涨，但就业提振不足。重启中美贸易谈判，解除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可以缓解美国的通胀压力，同时还可以粉碎特朗普的政治遗产。市场猜测，中美有没有可能率先在经贸上破局？有没有可能重启中美经贸谈判？

两国外交的基本原则是求同存异、先易后难。通常，两国间的政治、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分歧大，经济上的分歧小。为什么？两人初次见面不会一上来就是讨论环保主义，先打招呼，“吃了吗”，“今天太阳好大”。这些容易达成共识，而容易达成共识又能长久合作的就是经济。因为经济合作，自由竞争，创造增量，对双方都有利，具有持续性。

最近四十年，经贸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是两国分歧最少、共识最多、了解最深的领域。在九十年代，中美陷入外交困局，美国商会多次促进美国政府改善与中国的关系。

如今，大疫思潮正在将国际关系推向不稳定的轨道，而破局的关键还得回到疫情的控制上来。如果全球疫情得以控制，经济全球化逐渐复苏，各国重新打开大门，信息、人员、资本流通。如此，更多的人、更多企业、更多势力再次加入到全球化浪潮中，自由竞争，公平交易，创造增量，降低存量斗争，削弱内卷化。正如每一次经济景气周期一样，全球社会思潮某种趋势回落，权力的天平逐渐回到平衡与正常的轨道。

我在之前的文章中指出：“2021年，中美关系大概率是‘政冷经暖’。”正如上半年，拜登政府满足建制派的外交诉求，出左手的对抗牌，导致中美关系陷入“冰冷”。拜登政府只有在控制疫情和提振经济的基础上才可能调整对华外交政策。拜登建立了初步政绩，可稳住进步派势力，巩固政治权力，进而打出右手这张牌，适度降低政治、军事以及意识形态上的权重，给经贸谈判腾出空间。

在后疫情时代，国门重开，清风徐来，外交转盘才能东移。重启经贸谈判，重拾经贸压舱石，中美外交僵局才能真正打开。

3/ 国家合作

但是，先别太乐观。重启经贸谈判，仅仅是中美打破僵局的关键一步。但是，对于中美两国长远的发展，我们需要做更加谨慎与深入的思考。

时间回到2018年初，很多人不相信美国真会对中国发动贸易战，更不相信所谓的中美硬脱钩。时间回到2019年新冠疫情爆发之前，很多人也不会相信中美关系会陷入外交僵局。

全球化存在一个基本的路径：全球化演变从最初的贸易全球化，逐步深入发展到信息、资本、科技、人才等要素全球化，再进一步发展到财政、货币、国家主权、价值观、婚姻、生活的高级全球化。欧盟就是一个典型案例。但是，这个路径在中美关系上似乎不通。

2018年，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商品贸易国、最大的商品出口国，还是全球第二大的商品进口国。美国是全球第二大商品贸易国、第二大商品出口国，还是全球最大的商品进口国。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制造基地，美国是中国最大的商品市场。据海关统计，2018年中国对美国进出口4.18万亿元人民币，占进出口总值的13.7%。同时，中国长期是美国的第一大债权国，美国长期是中国的第一大债务国。2018年2月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余额为1.177万亿美元，中国官方储备的外汇资产为3.134万亿美元，其中多数为美元资产。

但是，过去四十年，中美间巨额的商品与资本贸易，有没有促进两国在深层次领域的合作？有没有增进两国的互信与了解？大疫之下，互关国门，舆论上全方位开火，这才明白，彼此之间如此陌生，关系如此脆弱，分歧如此之大。我在《脆弱的“中美国”》一文中分析了这一问题。其实，两国华丽的贸易数据给我们造成了巨大的误解。过去四十年，中美两国只是贸易上的生意关系——正如贸易公司间账户对账户的关系，除此之外没有多余的了解。

虽然中美贸易规模大，但两国经贸级别低、合作层次浅。两国的经济合作长期停留在初级的贸易往来上，金融、技术、信息、劳动力等要素交流及贸易太低，在财政、货币、核心技术、跨国婚姻方面的合作极少。

比如，2018年中国对美国进出口4.18万亿人民币，其中绝大多数是商品贸易，服务类、技术类、金融类贸易少。前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黄奇帆指出，“中国近200万亿的金融资产中，外资金融机构只占1.8%。与之相比的是，在同样近200万亿的工业、商贸资产中，外资企业资产占到了30%。”

这种经贸规模再大，也很难成为两国关系真正的压舱石，甚至还容易引发国际收支失衡与贸易冲突。中美两国的国际收支长期失衡。中国对美国长期顺差，顺差额持续扩大；美国对中国的贸易则长期赤字。2018年中国对美出口3.16万亿元，自美进口1.02万亿元，贸易顺差2.14万亿元，扩大14.7%。若以美元计价，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3233.2亿美元，同比扩大17.2%。

有人说，中美两国巨额的贸易来自两国长期维持的比较优势。中国的低廉劳动力及廉价商品，与美国相对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品形成互补。这是经济全球化自由竞争的结果。其实，恰恰相反。两国维持长久的比较优势，进而创造巨大的贸易额，只能说明一个问题：两国间的要素长期无法自由流通。

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有一个严格前提，那就是“在一国内要素可以自由流动，但是在国际间不流动”。反过来说，如果两国间的要素市场是开放的、自由化的，那么这两个国家固定的比较优势是守不住的——唯一可以维持的比较优势就是持续不断的创新。两国要素自由流通促使要素价格会趋于均等化，劳动力、资本及固定技术的要素禀赋优势会降低、甚至消失。这就是赫克歇尔-俄林-萨缪尔森要素价格均等化理论。

中美两国长久以来没有相互开放要素市场，导致要素价格长期扭曲，国际收支长期失衡，经济机构与财富结构失衡，诱发两国贸易冲突。这不是真正的经济全球化，而是一种扭曲的全球化秩序。

美国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在2004年的《经济学展望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主流经济学家眼中的全球化：李嘉图—穆勒模型给出的证明》。这篇文章预言，当技术进步使中国获得了原属于美国的比较优势，美国就会永久性地失去真实的人均收入。这时继续自由贸易，中国将获得净福利的增加，而美国将受损失。

萨缪尔森的发现引发了巨大的争议，被称为萨缪尔森之忧，也叫萨缪尔森陷阱，2018年中美贸易冲突似乎证实了萨氏的预言。其实，萨缪尔森在文章中指出，本文容易被误解为支持贸易保护主义，其实不是。

萨缪尔森之忧的理论是他的要素价格均等化理论以及外部性理论。两国要素市场没有相互开放，但是信息、技术要素具有外部性，中国可以通过“干中学”的方式获得，进而削弱美国的比较优势，而美国对中国的比较优势无能为力。

注意，这个问题的正解，并不是美国要封锁技术市场，而是两国要在制度上相互开放要素市场。只有相互开放要素市场，中美两国才能缓解贸易结构问题，才能从贸易全球化进入更加深层次的要素全球化。

在后疫情时代，中美如果重启贸易谈判，需要突破贸易层面，在资本、金融、技术、劳动力、信息等要素市场更深入合作。如此，中美两国才能建立更加牢固的国家关系，进而稳定国际秩序。

反过来说，拜登政府和全球建制派需要意识到，大疫之下全球社会思潮迅速转变，与当前扭曲的全球化秩序分不开。扭曲的全球化秩序引发了金融危机、债务风险、社会不公以及贫富差距扩大化。新冠疫情来袭，长期压抑的社会思潮涌现。拜登利用了这股社会思潮，但这一趋势对建制派是不利的，对中美关系也是不利的。

秦刚大使在华盛顿演讲时说：“中美作为不同历史文化、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发展阶段的两个大国，正在进入新一轮相互发现、认知和调适中，寻求新时代彼此相处之道。”

只有疫情全球化落下帷幕，经济全球化重启，当前的这一切才有可能迎来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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