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秦朔朋友圈（ID：qspyq2015）
作者/易珉
封面/图虫创意
今年是中国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20周年。“入世”让中国更好地融入了世界，也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了中国，20年来中国在经济发展、改善人民生活和对世界的贡献方面，有着举世瞩目的成就。
笔者作为在跨国公司工作了几十年的高管，有幸亲自见证和参与了改革开放。在中国“入世”20年的日子里，不禁想起了一些往事，有的是非常高大上的，有的则是至今想起来仍忍俊不止的趣事。
1
我首先想起的是一位力挺中国“入世”的故友，彼得·萨瑟兰（Peter Sutherland）先生。这位全球化的倡导者是爱尔兰人，奔走于全球各地推动更加开放的多边贸易体制的形成。
他在2018年去世，享年71岁。目前国内知道萨瑟兰先生的人已经不太多。他是WTO第一任总干事，在他领导WTO的前身“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理事会期间，经过七年半的努力，在1994年一锤定音签订了“乌拉圭回合”协议。这一多边谈判几乎涉及了所有贸易，大大降低了各缔约方的关税。他也被誉为“全球化之父”。
萨瑟兰先生曾任爱尔兰总检察长、爱尔兰驻布鲁塞尔代表。他1995年卸任WTO总干事，从1995年到2015年领导美国高盛位于伦敦的国际业务，从1997年到2009年担任英国石油公司（BP）董事长，是一个具有大智慧、大格局、开放眼光和谦逊的绅士。
我在英国石油公司供职期间，萨瑟兰先生多次访问中国，和很多中国领导人见面，就中国能源行业走向世界，以及跨国公司与中国公司的融合起到了积极作用。
多年前，中国的国家石油公司，号称“三桶油”的中石油、中石化和中海油，面临着深化改革和走向国际化的挑战。作为BP董事长，萨瑟兰先生非常乐观，他和当时BP的CEO布朗及中国总裁德开瑞博士（Gary Dirks）共同努力，促成了中国能源企业走出国门，中石油、中石化在美国上市。为此萨瑟兰先生面见了当时的国家最高领导人江泽民主席。
在江主席的接见活动中，我为萨瑟兰先生担任翻译，他和江主席握过手后，直接非常郑重地介绍我说：“江主席，这是我的中国同事易珉。”这一介绍，弄得外交部礼宾司的人员不知如何安排我的站位，结果把我放在了和领导照相的第一排的位置。站在后排照相的领导们都比我职位高，让我不知所措。
为推动中国能源公司在海外上市，BP的CEO布朗面见了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朱总理非常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但有些担心第一次在美国上市的风险，问道：BP能否协助中国公司上市？布朗回答，我是给董事会打工的，我得回去汇报。最终BP董事会在萨瑟兰先生的直接领导下，批准BP购买了近20%的中石油和中石化在美国上市的股份，成就了这件具有历史意义的合作。
2
萨瑟兰先生任BP董事长期间，多次访华，我均有幸陪同。2000年初那一次，我陪同他去上海。有一天他突发奇想，要我陪着他开车去苏州考察。我和公司领导层做了汇报，上下都非常紧张。又是找保安，又是找警车开道，忙得团团转。
他上车后发现这么多随从，就和我说：“把他们都赶走吧，我就想坐着小车一路看看中国南方的小城镇和乡间，找个小馆子吃顿正宗的中国饭，了解真正的中国。”我只好遵命，把其他车子和随从们劝走，就我自己陪他，司机开车。一路他异常兴奋，看着中国南方的农村说：“这么大的人口基数，要是发展起来，做什么样的商业都会成功！”
路上他问我，你懂企业战略吗？你懂孙子兵法吗？我惭愧地回答：“不太懂。”他笑笑说：“我也不太懂，但战略是要能看懂外部环境和自己在这个环境中至少十年以后的机会和风险。风险多大，机会就有多大。”这句话开启了我之后研究企业战略的大门。
给我们开车的司机小顾，胆子很小。进到苏州城区，他不小心把车子开进了单行道，被警察拦住了车。当时的警察是要扣驾照的，小顾急得快哭了。发现情况不对，我下车和警察解释。一开始警察执意要扣驾照，我连忙解释和承认错误了好一会儿，说认罚款，别扣驾照，警察不干，要司机小顾去交通队接受教育，并扣车。
这时萨瑟兰先生也下了车子，从容地从口袋里掏出一支雪茄递给了警察说：“我是爱尔兰人，我们爱尔兰乡下人都不太认识路，麻烦你了。”笑着要给警察点烟。
警察才意识到车里下来的人是个老外，那个年代年轻的警察哪见过这种阵势，连忙手忙脚乱敬礼，忙说“Sorry，Sorry.”还给了司机驾照，说“请走吧，请走吧”。萨瑟兰先生笑眯眯地一定要和警察合影，吓得小警察连忙先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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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完高大上的“全球化之父”，再说一下我在跨国公司同事老王的几个故事。
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南方某城市，是开放前沿。有一次我和老王去那里出差，老王非常兴奋，说开放地带什么都有。我们住在海边的一座五星级酒店。入住后，老王执意要拉着我出去“转转”。于是两人坐着电梯下到酒店大堂。晚上9点钟，大堂却空无一人，非常安静。老王在大堂郁闷地踱步，失望地说：“都说这里是最前沿开放的地方。我怎么什么都没看见？”
过了好一会儿，老王拉着我进电梯，准备回房间。一边进电梯还一边嘟囔：“开放个啥呀？什么都没有。”就在电梯门即将关闭的一瞬间，挤进了两个女孩子。高高的个子。身穿黑色皮背心皮裙子，带着皮帽子，露着大长腿。她们进了电梯就把老王夹在中间，问：“大哥，你住几号房间？和你一块儿回房间呗，行不？”
老王是个英俊的东北汉子。一头卷发，高高个子。此时花容失色，面色惨白，额角冒汗，哆哆嗦嗦地用手指着我说：“他，他，他，是外国人，你们找他，他是老板，他，有钱……” 我从来没见过老王这么惊恐。两个姑娘扔下老王骂了一句没用，就挤出了电梯。老王一头大汗，缩在电梯角落喃喃地说：“不一样，开放起来就是不一样……”
90年代末，汽车逐渐进入中国家庭。那时在跨国公司的中国员工都跃跃欲试，想买一辆属于自己的汽车。怎奈薪水虽然比在其他公司打工要高很多，可根据当时的政策，在外国驻华企业或机构就职的中国雇员，每个月的薪水要上缴90%给有关部门，自己只能拿到10%。
老王和所有外企员工一样，每天各种抓狂崩溃，但也很无奈。毕竟规定就是规定，去找外方经理说只能得到更多白眼；去找中方管理者说，除了能看到一纸红头文件，甚至都不能得到同情。
在那个年代，私人能买车的消息无疑是一针鸡血，赶时髦的年轻人每天都盘算着买什么牌子的车。忽然有一天，老王宣布他买了自己的车。大家追问是日本合资还是德国合资品牌？老王坚定地用他的大连郊区北京话宣布：“老子一向是国产品牌的拥趸！”老王用他那不多的积蓄买了一辆北京吉普2020。
当时除了演艺界明星，有私家车的真是凤毛麟角。老王开吉普车绝对是北京大街上一景。我记得有一次我坐在公交车里看见北四环上跑着一辆没有车篷子的北京吉普，里面正襟危坐一个大汉，西装革履，可头上却戴着一顶草帽，因为风大，草帽的带子把大汉的脸勒得变形。我定睛一看，这不是我隔壁老王嘛。
当时北京到处是建设工地，春天的燥热和风沙使得北四环上尘土飞扬。每天老王到达办公室时，虽然西服革履，可一头卷发上灰白一层土。大家除了偷偷乐，心里有一丝酸楚。公司的洋人们西服革履坐着公司配发的行政车辆上班，每天衣冠楚楚、干净利索。可是中国员工用各种交通工具来上班，还得每天穿西装打领带，实在是太勉强。
有一天到了上班时间，老王风尘仆仆推门进到办公室，那天风大扬尘，他头上肩膀上都是土，白色的衬衣上到处是黄色的斑斑点点。当时公司老板英国人唐纳·凯利福（Donald Cliff）先生看到他就问：“Oh My god, did you dig a long tunnel to come office?（天呐，你是挖地道来上班的吗？）”老王翻着白眼珠，依然用他那不紧不慢的大连郊区英语回答：“Sir, the company doesn’t pay me enough, I have to do a part time morning job to make my transportation! ”(先生，公司没有付给我足够的薪水，我每天要打晨工来挣够我来上班的交通费！) 旁边的我们听完，足足笑了一早晨。
转眼冬天了，自从老王买了私家车，上班经常迟到。我忍不住问：“老王，你现在有车了，自由了，可你怎么每天还来这么晚？”老王少见地破口大骂：“TMD什么鬼车子，什么质量，我每天启动车子要花一个小时，还经常启动不了。我现在每天起的比没有车子的时候还早，先要做一大壶热水浇车子的发动机，有时还要用摇把手摇启动车子，就这样这鬼车子TMD还经常启动不了。”
没过几个月，某天早晨办公室就爆出巨大新闻，隔壁老王的车丢了。据说是老王把它停在自家窗户外面，被偷车贼给偷走了。老王受到巨大打击。私家车可是他当时唯一的巨额资产。当时，大家都没有房产，老王用全部积蓄买的唯一可以叫资产的就是这部北京吉普车。
老王每天来办公室的脸都是黑黑的，坐在我隔壁嘴里经常嘟嘟囔囔，自言自语，然后开始给各个有关部门打电话投诉。我担心老王郁闷出病来，主动走过去安慰他：“哎，老兄，都是身外之物，丢了就丢了，以后有钱买个更好的。”
老王翻着他那白眼珠说：“我TMD气死了，我一定要找到那个偷车贼。”我安慰他：“你别想了，你不是报案了吗？有公安局的人，会破案的，再说你买了保险，保险公司还能多少赔些钱，别郁闷了，想开点。”
老王执着地说：“老子一定要找到那个偷车贼，一定要向他请教，我自己的车子，做一壶热水浇发动机，折腾一个钟头都启动不了的车，他是怎么开走的？！”
4
光阴似水流，当年彼得·萨瑟兰先生力推的全球化现在遭遇了很多挫折，而汽车在今天的中国早已是家常便饭。中国的经济成长放在全球看，可谓一飞冲天，这是当初绝大部分外国人和中国人都没有想到的。
中国民营企业特别是互联网企业的竞争力尤其强大。但我也时常有一些特别的郁闷。比如中国互联网经济很发达，甚至有些“过于发达”了。
不久前，我到北京CBD的金地中心地下一层某披萨店吃饭。被告知扫码点餐，我说，我不扫码能点餐吗？被告知无法点餐。我问：我不扫码可不可以吃饭？被告知不可以。
北京将台颐提港一楼，某欧洲服装品牌服装商店，友人买了衣服结账。被告知，不是会员，无法买今日折扣（Sales）商品。问如何成为会员？回答说：姓名，手机号……
我真想问问，有关部门能管某企业在美国上市不合规，这些个人信息搜集的违规要不要管？
前两天我扶着家里年近90岁的老人，去某银行（也是世界500强）办事，又遭到年轻银行职员的歧视。疫情期间查安全码可以理解，但我和银行年轻职员解释，老人几年都没出过养老院，不会用微信，没有健康码，却被不耐烦地粗暴对待，要填近期几周访客信息，否则不能进入。
中国人口老龄化已经开始，任何创新，首先要让人们的生活更方便，而不是形成年龄或身体机能的歧视。但现在的很多“创新”，恕我直言都无视老龄人口。随便一个利益获益方，都可以肆无忌惮地开发各种绑架数据与个人信息的手机APP，而缺乏监管。
“入世”时我们唯恐自己落后，拼命向前，拼命追赶。今天，我们是不是要考虑一下，在那些我们走得飞快的地方，是不是需要做一些调整，为消费者提供更安全、更包容、更人性化的无歧视性的服务？我们发展快了，但是别忘了，有些人走不快，不管由于历史原因还是老龄、身体残疾，我们的目标是国家的共同发展，共同进步，不能丢下那些走的慢的人......
作者曾任BP中国公司副总裁，美国通用电气泛渤海地区总经理，瑞士诺华制药大中国区总裁，香港铁路有限公司MTR中国CEO，现任香港铁路有限公司MTR中国业务首席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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