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印度商业部长说，本地创业公司只是“将失业青年变成廉价劳动力，以便富人不用动弹就能吃到饭”。
印度商业和工业部长皮尤什·戈亚尔（Piyush Goyal）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因为他表示对本国初创企业的不满，这通常是政府官员很少会批评的对象。他的尖锐批评既准确又不公平。
初创企业通常被视为经济中表现良好的典范，官员们更习惯于将其作为成功案例来宣传。官员们经常抱怨传统公司，尤其是制造业公司，投资不足，但却乐于将这些新参与者作为成功故事来展示。
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喜欢谈论该行业的增长如何表明印度是“充满活力、自信且面向未来的”。他的部长们赞扬初创企业对就业的贡献，并强调它们吸引了多少外国投资。这被视为莫迪商业友好型改革有效性的证明。
但这一次，戈亚尔的诊断是坦率地说，准确的。这也是为什么它触动了人们的神经。
戈亚尔展示了一张幻灯片，比较了印度和中国的初创企业。他抱怨说，本地应用只是“将失业青年变成廉价劳动力，以便富人不用动弹就能吃到饭”，而中国的创业者则“大量投资于自力更生，为未来打造芯片和人工智能模型”。
他的五个要点都对比了印度公司专注于满足细分需求，而他声称中国的同行则在发展深度技术和新的工业部门。
戈亚尔对中国初创企业以消费者为导向的看法是正确的。但他尽管可能正确诊断了问题，却误判了原因。他演讲中的愤怒是错置的。如果印度的初创企业与中国不在同一领域，那么责任在于经济及其管理者——事实上，就是政府。
新公司是为了服务于它们所在的经济体系而创建的。在印度，有一些创新领域——例如太空或半导体设计——有许多表现突出的年轻企业。但总体而言，大多数初创企业只是在回应印度经济增长是由消费需求而非工业生产驱动的事实。
这种需求有一个独特的分层结构。正如风险投资公司Blume Ventures最近一份备受关注的报告所指出的，存在三个印度。顶端是一个拥有1.5亿人口的印度1号，由全球标准的消费者和储蓄者组成。
底部是一个拥有10亿“无法货币化的用户”的印度3号。中间是一个拥有3亿人口的印度2号，该报告将其描述为“重度消费者和不情愿的付费者”。
许多初创企业向投资者承诺印度3号的规模和印度1号的收入。但成功的企业利用印度1号的资本和印度3号的劳动力来服务印度2号，承诺低利润率但合理的规模。
戈亚尔正确地指出，尽管这些企业在实施方面可能很有效，但它们并不一定在开拓新领域。投资者的兴趣也没有许多人认为的那么大。两年前，一个在创新中心古尔冈备受瞩目的会议上，吸引了数百名创始人，但却几乎没有投资者参加，这一事实变得无法忽视。
如果印度没有像中国那样的电池或电动汽车企业家，那是因为其传统制造业表现不如中国，原因在于一个对实体制造业不友好的商业环境。政府现在应该知道，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它自己的错。
公司是简单而可预测的事物。它们会对激励措施做出反应。当一个国家的私营部门没有按照政府的预期行事时，国家应该始终向内审视。要么是其期望不切实际，要么是它设置了错误的激励措施。
印度政府在制造业改革方面显然未能达到足够的力度。若想让电池、机器人或电动汽车蓬勃发展，私营部门需要更少的政府干预、更宽松的信贷限制、更灵活的劳动法规以及更少问题的税收体系。
那些引发戈亚尔不满情绪的外卖和博彩应用，可以简单地绕过这种监管负担；而那些真正参与实体经济的行业则无法做到。
初创企业也只是另一种商业形式。它们并无特殊之处。它们会涌入商业环境最宽松、创业能够得到回报的行业。如果这些行业并非政府希望它们进入的行业，那么政府确实应该感到愤怒——但愤怒的对象应该是自己。（Bloombe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