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星标我/
比大部分人早一步看见未来
昨天,中国移动与阿里巴巴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
根据协议,双方将在数字基础设施、应用生态、科创能力、国际业务方面展开深入合作,共同建设运营先进的AI数据中心,助力双方提升云计算与AI服务的规模与效能。本次签约标志着双方全面战略合作进入新阶段,双方将基于云、算力、大模型等新势能共建AI产业新生态。
消息一出,各种声音很多,有人说中国移动要“借重”阿里巴巴的先进AI云技术了,有人说阿里巴巴要利用中国移动的渠道和客情资源了,还有人悲观认为,中国移动核心能力自研走到关键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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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好几个朋友不无忧虑的问我,这对咱们的移动云发展会有什么影响?
我觉得这个问题可以分两个层面来看——
第一个层面,自从三月民营企业座谈会召开后,我就知道民营企业和央国企加强合作势在必行。
当前,民营科技巨头与央国企的深度协同已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中央明确鼓励国企通过股权合作、项目混改等方式与民企形成利益共同体。如国务院国资委推动央企与民企开展超3900亿元股权合作,形成"资本纽带+战略协同"新格局。在工信部等部委主导下,已建立24个国家级创新联合体,央企牵头整合民企技术资源攻关工业母机、新材料等"卡脖子"领域,形成"国家队+民营尖兵"创新矩阵。
与此同时,民营科技巨头与央国企在资源禀赋上具有互补效应,国企在基础设施、资金规模等"硬实力"领域占据优势,而民企在算法开发、场景应用等"软实力"相对领先(如AI领域民企专利占比达68%)。双方在算力网络、卫星产业链等新兴领域形成"国企搭台+民企唱戏"合作模式,这也是政府乐于推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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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层面,双方合作真的就是央企出资源、民企出技术?或者我们直接点说——运营商技术能力真的不行?
首先得承认,双方确实是有差距的,但差距没有人们想象中那么大,甚至在某些领域,运营商是领先的,具体技术层面对比,我准备另外写一个专题,今天暂不多谈。
今天我更想聊一下这个问题——为什么社会上一直有“运营商技术能力不行”这种刻板印象呢?
这个问题是有历史因素的,前面20年,运营商重运营而轻技术,这是事实,但这不是运营商独有的问题,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社会的通病,技术全球化、科技无国界等骗局下为了快速实现规模增长而采取的策略,阿里、腾讯在前面十几二十年技术水平有多高,也不见得,也就一些改头换面的应用技术罢了。
但为什么阿里、腾讯很快就甩掉了“应用主义”的帽子,俨然成为科技创新的标杆、领头羊,而运营商却始终在“技术/能力不行”的刻板印象中沉沦呢?
我认为主要原因是运营商“讲故事的能力”远远落后于阿里巴巴这些互联网巨头,打个比喻,运营商讲故事的风格类似于传统武侠的梁羽生、温瑞安,而互联网巨头讲故事的风格则类似于今天网络小说作家的唐家三少、我爱吃西红柿、辰东等。跟梁羽生、温瑞安一样,运营商曾有过自己的时代,但在读者眼里,今天的时代不属于他们。
那两者的区别到底是啥?
在梁启超的《中国六大政治家》中有两人排名差不多——诸葛亮和李德裕,论两人的执政能力和政治水平,大体差不多,甚至李德裕可能更强,毕竟李德裕辅佐唐武宗开创了“会昌中兴”,有效延缓了唐朝的衰败,被梁启超赞为“万古良相”,而诸葛亮五次北伐均无果,郁郁而终。
但为什么诸葛亮在中国无人不知,甚至在全球范围内至今仍有大量粉丝,而知道李德裕的人却甚少,不是搞历史研究的,谁还知道他?
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诸葛亮作为《三国演义》的核心人物,其“智绝”形象通过小说、戏曲、评书等通俗文化载体被神化,例如“草船借箭”“空城计”等经典情节深入人心。而李德裕缺乏类似广泛传播的通俗文学作品,其事迹主要见于史书,受众局限于历史研究者。
诸葛亮以弱国对抗强敌,通过“法治蜀汉”“五次北伐”等举措展现了以小博大的悲壮感,更易引发共鸣。李德裕的功绩(如平定泽潞、削弱宦官)则属于“挽救危局”的务实操作,缺乏直观的英雄叙事。
尤其是,诸葛亮被视为“忠臣典范”,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契合儒家伦理,成为手中握笔的历代士官推崇的楷模。而李德裕虽功绩卓著,但因卷入“牛李党争”被史书部分贬抑,其评价长期受到压制。
说了一大堆,结论是啥?
结论是,我认为运营商要与时俱进地更新自身讲故事的方式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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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商的技术能力落后”这样的社会性认知偏差,可能是长期受限于“功能型叙事”的惯性——如同传统武侠小说中招式套路化的“名门正派”,虽内力深厚却鲜少提炼出令人心折的哲学内核。
阿里云讲的是“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华为讲的是“构建万物互联的智能世界”,而运营商的故事仍停留在“覆盖率达到XX%”“传输速率提升XX倍”“算力资源规模到达XX”的数据堆砌中。这种叙事差异本质上源于价值表达维度的错位:互联网企业贩卖的是技术改变世界的可能性,而运营商(包括各专业子公司)大部分时候仍在陈述技术本身的参数。
我认为,技术叙事的高度决定了公众认知的深度。当阿里将云计算包装成“数字经济的水电煤”时,其本质与运营商构建的通信网络并无差异,但前者通过“基础设施化”的隐喻消解了技术复杂性,后者却困在机房、基站、光纤的物理层面。比如,我觉得运营商可以借鉴《三体》中“降维打击”的思维——将5G切片技术转化为“为每家企业定制专属信息高速公路”,把边缘计算重构为“让数据在离你最近的地方开花结果”,用场景化的语言解构技术壁垒。
再进一步,运营商“不会讲故事”的症结,实则是体制基因与市场话语体系的碰撞。传统国企的叙事逻辑往往带有“完成政治任务-汇报工作成果-争取政策支持”的闭环特征,这与互联网企业“用户痛点-产品迭代-资本追捧”的开放式叙事形成鲜明对比。
这种差异在技术传播中尤为明显:互联网企业的技术发布如同好莱坞大片预告——充满悬念、冲突与英雄主义(如阿里云峰会揭秘“通义千问”时的全息投影秀)。运营商的技术发布则更像学术论文答辩——严谨有余而感染力不足。要打破这种困境,需重新定义“国企叙事”的边界——比如,讲“北斗+5G”定位为“中国版星链”,把量子通信渲染成“信息安全的终极护城河”,在硬核科技中注入民族自豪感与未来史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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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今天,运营商需要尽快构建技术信仰的传播生态。
公众对运营商技术的偏见,本质上是“可见性鸿沟”的产物。互联网企业的每个技术突破都有消费级产品作为载体(从支付宝刷脸支付到ChatGPT),而运营商的技术成果往往沉淀在B端场景(工业物联网、智慧电网)。这种“隐形创新”的特性要求运营商必须建立三级传播链:
链路1-学术圈层:通过顶刊论文、国际标准制定确立技术话语权(如中国移动近年5G专利贡献度全球第一却少人知晓)。
链路2-产业圈层:打造“技术开放日”,邀请车企、医院等合作伙伴讲述“5G如何让自动驾驶更安全”“算力网络如何加速新药研发”。
链路3-大众圈层:开发可视化交互产品(如VR版“信号地图”让用户实时感知基站调度逻辑),用“技术民主化”打破认知黑箱。
值得一提的是,在AI引发全球伦理争议的当下,运营商反而具备独特的叙事优势:作为国企,其数据治理模式天然带有“守门人”属性。这恰是颠覆“技术能力薄弱”刻板印象的战略机遇,运营商可以建立“负责任AI”叙事矩阵,解密反诈系统如何平衡隐私保护与犯罪追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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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商需要的不是互联网企业的故事模板,而是一场认知升维战争。
当中国移动的“九天”大模型开始思考“如何用AI守护乡村独居老人”,当云计算中心被重新定义为“数字文明的诺亚方舟”,当每个基站都能讲述“信号穿越雪域高原的生命接力”故事时,技术能力的话语权争夺才真正进入“拼内力”的深水区。
这不仅是传播策略的调整,更是从“技术实用主义”向“价值引领主义”的基因突变——毕竟,能让人记住的从来不是参数,而是参数背后改变世界的野心与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