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刘强东在其社交媒体发文称，2024年京东有1200多名快递员退休，这些已退休的快递员，每人可领取数十万公积金，此外每个月还有超5000元的退休金，并享受医保。
刘强东回顾了为基层快递员工缴纳社保的历程，他表示，一开始快递员自己也对缴纳社保不积极，更想拿现金，但京东坚持为一线快递员工缴纳社保，并将员工应缴纳的部分改为由公司支付，坚持了17年之后，为京东快递员工的退休生活，提供了坚实的保障。因此，刘强东呼吁各大平台，不要只是唯平台利润优先，用知识、商业模式和技术算法去压榨社会最底层。刘强东认为，这些大平台的利润和市值完全可以支撑其为底层员工建立起基础的社保制度，大平台的利润、市值与财富，不应该建立在底层百姓无保障的生活之上。
刘强东的言论，让我想起了四五年前的一个热点话题：困在算法里的外卖骑手。当时的一篇报道《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爆火，文章直指外卖平台通过算法压缩送餐时间，还建立了一整套“超时就罚款”的规则，使骑手们的工作难度越来越大，甚至越来越危险。
虽然当时这个话题引起了社会关注，并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平台对于算法压榨快递员的反思，但这么多年下来，算法压迫人的情况并未获得根本的改观。外卖员依然被算法驱赶，不停地违章骑行，以满足系统对于外卖员时效的考核，而众多网约车司机也经常抱怨平台抽成太高，派单太“精”，司机要与派单系统斗智斗勇，才有可能维持一定的收入水平。
从算法压榨员工，又可以联想到另一个话题，即技术是否是中立的。技术经济学的研究表明，技术选择本质上是一个经济决策过程。技术的研发、应用和扩散，受成本、收益、市场需求等因素驱动，而这些因素往往与技术特性紧密相关，最终的社会效益则与技术拥有者的选择直接相关。
例如，GPT 等人工智能技术因其高效处理信息的能力被广泛应用，但其算法偏见可能加剧社会不平等。另一个典型案例是芯片中的“军民两用技术”，实际上，半导体技术与市场的早期发展，原本就与国防军工市场密不可分，源于国防军工的很多芯片技术，后来陆续进入民用市场，并以民用市场为主开始新的技术演变，而今芯片半导体技术对人类的社会生活已产生了重大影响，并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现代生活的基础，几乎现代生活的每一个场景，都可以找到芯片等半导体器件的身影。
技术中立性是一个常辩常新的话题。就当前而言，美国以防止“军民两用技术的扩散”为借口，对中国的很多民用技术发展设置了严重的障碍，这是因政治需求而影响技术经济发展的典型案例。中美两国的信息技术发展路线，可能由此产生分叉，用张忠谋的话来说，就是信息技术的“全球化已死”。
而另一方面，在单纯的经济利益驱动下，中美两国的芯片技术也被用在了很多灰黑色市场。例如，在今年315上曝光的“106”短信平台，已经成为垃圾短信或诈骗短信的主要发送源头，而电信诈骗产业链离开半导体技术显然玩不转，虽然很多技术诞生时，其目的并非为恶，就像一开始芯片技术主要是为了改善武器性能而非人类生活一样，在逐渐发展过程中，其用途发生变异，半导体技术的民用化，离不开以改善人类生活为目的的一批批企业前赴后继的努力，而部分芯片技术的黑化，也离不开以经济利益为第一位的一批批机构持续把技术应用于危害社会的场景。
所以，辩论技术是否中立的企业或个人，往往在其“发心”中，已经有了将技术应用于灰黑产业的念头，所以他们才强调技术是中立的。一项技术，一个算法，在没有具体应用时，确实是中立的，但一旦它进入到具体应用中，就有了善恶之分。
既然美国可以精准地跟踪美国技术在中国市场的应用状况，那么对一些灰黑产业进行监控从技术实现上难度并不大，例如，对于电信诈骗产业进行信息跟踪、定位与清查，这在技术上或许并不难，只不过由于经济收益不如放任灰黑产业发展来的大，所以很少有组织机构来做这样的应用，这样社会效益大而经济效益可能不大的应用，可能需要一定的政府支持，例如将打击灰黑产所得的30%，用于奖励打击灰黑产的技术供应商，或许就会有更多的企业，愿意投入资源，做这种“天下公芯”的技术投入。
这个世界，不乏有“技术恶人”，明知某些应用将危害社会与个人，仍然在经济利益诱导下，持续将技术在这类方向上演进；也必将有“技术良知”，在经济利益并不充分的情况下，全身心投入到可能对社会与个人有益的应用技术开发过程中。两者的不同，在于发心，希望在芯片半导体领域，有更多的企业，以“天下公芯”为己任，在不断技术向善的过程中，逐渐实现“天下无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