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起伏的盈利能力、亟待完善的内控体系、信保业务余波，都在考验着中华财险的经营智慧。
中华财险今年不算太平。
惠誉评级下降、巨额罚单涌来、大额信保官司败北……内忧与外患中，中华财险选择发行60亿元资本债“补血”，并于12月20日获得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批复。
翻看中华财险过去的历史，可以说得上起起伏伏。
出身新疆，走向全国，一跃成为财险业前五；又经历濒临破产的波折，获得新生。但危机却没有因为“重生”而完全停止，一轮轮新的挑战仍在继续。
起伏的盈利能力、亟待完善的内控体系、信保业务余波，都在考验着公司的经营智慧。
今年以来，险企发债频频。截至目前，保险资本补充债券和永续债年内合计发行规模为1175亿元，超过去年全年。
保险公司发债是“偿二代二期”压力下的不得不为之举。而债券融资发行成本较低，相关约束少，受诸多中大型险企青睐。
截止2024年三季度，中华财险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和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分别为148.28%和182.62%，低于行业平均水平的203.9%和231.8%。
中华财险发债的另一重考量，与该公司的第二大业务农险不无关系。
根据原银保监会的规定，保险公司总公司经营农业保险业务，应满足上一年度末及最近两个季度末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180％以上。
中华财险的农险市场份额已是全国第三，保费收入从2018年的60.52亿元一跃至2023年的166.01亿元，占公司总保费收入的四分之一。
中华财险农险的综合成本率也长期低于100%，2023年承保利润为9.53亿元，是全公司最赚钱的险种。
不过农险“看天吃饭”的特点突出。近年来，自然灾害频发。今年上半年，自然灾害导致的直接经济损失932亿元，明显高于去年同期的382亿元。
惠誉评级报告指出，农业保险承保业绩，易受到高频率与天气相关的灾难索赔的影响。这对中华财险的长期财务健康，构成了不容忽视的威胁。
另外，以农险为代表的政保业务的“公司定价+地方政府议价”模式，让农险定价脱离市场规则，且产生大量应收保费。
据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农村保险研究所所长庹国柱测算，部分省保险公司积累的应收保费，已超过当年的农险保险费总收入。
从中华财险的年报，也可看出端倪。该公司的应收保费从2020年的36亿元增加至2023年的85.4亿元。
与之相比，中华财险2023年全年保费为652.83亿元，应收保费占总保费的比重为13.08%，对公司现金流产生了一定不利影响。
所幸，监管部门已注意到相关情况。金融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曾表示，考虑推广农业保险保费的中央和省级保费补贴资金直接与保险公司省级分公司结算机制，希望能够压降农业保险的应收保费。
农险一边利润和保费增速双高，一边又暗藏现金流压力，让诸多保险公司爱恨交织。不过，对于中华财险而言，农险和它有更深刻的渊源。
中华财险始创于1986年，前身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牧业生产保险公司。2002年，中华财险成为唯一一家以“中华”冠名的国有控股保险公司。
彼时，中华财险在行以作风激进闻名业内，四处靠高额手续费抢业务。
2002年，该公司保费规模6.28亿。短短三年后，2005年保费规模超过100亿，一举成为中国第四大财险公司。
保费高歌猛进的代价相当巨大。
中华财险在2006年和2007年，分别亏损了7.97亿元和64亿元，一度陷入资不抵债濒临破产的困境。
2010年由保险保障基金紧急注资60亿元、2012年东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再以78.1亿元的战略投资取得控股股东地位后，中华财险才得以重组，摆脱危机。
自“重生”之后，中华财险的管理层如走马灯般轮番登场。
2013年，东方资产战略控股中华财险后，引进原阳光财险总裁罗海平任总经理；2015年底，罗海平又出任中华财险董事长。
2016年，太保财险原副总经理汪立志，通过市场公开招聘任中华财险总经理。
有熟悉汪立志的人透露，当时汪立志想要大展拳脚，将太保产险的一些体系化的工作经验带到中华财险。但中华财险作为老牌险企，各种人事关系盘根错节，汪立志在其中工作推进并不顺利。
2018年，汪立志离开中华财险总经理一职，由副总经理梁英辉主持工作。
2018年10月，徐斌又接替梁英辉被东方资产提名为拟任中华财险总裁。但2019年，徐斌的总裁一职尚未批复时，却转为中华财险董事长。
中华财险总经理一职空缺两年后，2020年终获“老人保”高兴华补位。2023年，高兴华接替退休的徐斌，升任中华财险董事长。
尽管“重生”之后，中华财险的保费稳步增长，从2013年的297.45亿元提升至2023年的652.83亿元。但公司的净利润不升反降，2013年公司净利润为11.39亿元，2023年降至6.73亿元。
惠誉在对中华财险的评级报告中，指合规性漏洞以及频繁的高管更迭，反映出公司在内部管理和战略执行上的不稳定性。
据不完全统计，中华财险各级子公司年内收到多张罚单，涉及虚列费用、业务数据不真实、编制虚假报告等多项违规行为。2023年，中华财险被罚总额在财险公司中排名第三，该公司的发源地新疆成为罚款重灾区。
在业内的口碑中，中华财险常与“老牌国企”的形象挂钩。
有基层业务员吐槽，甲方客户的一切流程都走好了，作为乙方的中华财险的章，却迟迟不能盖上。另外，中华财险庞大的分支机构与复杂的人事关系，也让内部想干出一番成绩的员工，感到推进工作有困难。
除了巨额罚单，中华财险也身陷信保业务的后遗症。
今年9月与11月，中华财险两次披露重大诉讼案件。法院终审判决中华财险辽宁分公司需支付保险理赔款、违约金及其他相关费用，两次合计支付金额预计超过1亿元。
根据2024年三季度偿付能力报告披露，事件的另一方应为杭州惠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事涉信用保证保险纠纷。杭州惠金资产作为放贷方，因未能如期收到贷款清偿款，而起诉多家对贷款资产进行信用担保的险企。
信保业务曾是一片蓝海，到最后让诸多保险公司“悔不该当初”。中华财险仅受“小伤”，长安责任保险、安心财险至今无法翻身，寻求外界化险。
有业内人士表示，在入局信保业务时，也考虑过风控，让定价与核保部门多重把关。但面对市场上激烈的竞争，以及其他公司因信保业务增长的保费规模，这些流程、风控要求都顾不上了，完成KPI才是核心。
罚单、官司是一面面镜子，照见中华财险过去的种种问题。保险业防风险的主基调下，在财险业名列前茅的中华财险，更应该思考如何管理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