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丨入华40年的IBM，在国内的研发体系已成过去时

在8月26日，IBM中国举办了一场历时仅三分钟的全体会议。

在此次会议上，IBM全球企业系统开发部副总裁Jack Hergenrother正式宣布，IBM基础设施部门决定终止在中国系统中心（CSL）及中国开发中心（CDL）的所有研发活动，并计划将相关实验室迁移到海外的其他IBM基础设施基地。

Jack Hergenrother指出，作出这一决定对IBM而言是艰难的，主要由于近年来中国基础设施业务的衰退。

IBM基于市场机遇，决定将业务转移到更靠近客户的其他国家。

根据IBM 2023年的财务报告，亚太地区在公司总收入中的比重为18.92%，显著低于美国市场的51.19%，以及欧洲、中东等地区的水平。

从收入增长速度来看，亚太地区同比仅增长1.6%，而美国为2%，欧洲、中东、非洲等地区约为3%。

在中国业务的下滑，是导致亚太地区收入增长缓慢的主要因素之一。

据财报显示，2023年IBM在中国的收入下降了19.6%。

IBM在中国的业务已持续四十年，曾将中国视为其主要增长市场。

然而，由于人员成本的上升和合规风险的增加，中国业务对这一角色的吸引力已有所减弱。

近年来，随着本土竞争对手在服务上的升级，以及国内采购商更倾向于从本土技术供应商处采购产品，IBM在中国的收入在去年下降了19.6%。

此外，在人工智能等战略领域，美国公司在中国开展业务时也面临来自美国决策层更为严格的审查。

早在2021年1月，IBM就已悄然关闭了运营超过20年的中国实验室，该实验室位于北京，曾专注于量子计算、大数据分析以及其他前沿技术的研发工作。

IBM入华四十年的辉煌与衰退

中国曾是IBM在美国本土以外业务架构最为完善的市场。

IBM中国亦成为IBM全球生产供应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处于关键地位，类似于后来富士康在苹果产业链中的位置。

IBM对中国银行业的信息化进程作出了重大贡献，其大型计算机和业务应用系统彻底改变了中国银行业手工记账的旧貌，直至2018年，国内核心银行业务几乎完全依赖于IBM的技术支持。

在电信、能源、制造、交通、电子政务等多个业务领域，IBM也曾占据重要地位。

在华四十年间，IBM培养了华为、联想、阿里巴巴等众多国内IT行业巨头，并为国内培养了一批包括软件设计师、架构师、工程师、项目经理在内的高端IT管理人才。

国内许多公司都有IBM的前员工，例如阿里云就有超过700位前IBM员工。

早在1934年，IBM就为北京协和医院提供了首台穿孔卡制表机。

1979年，沈阳鼓风机厂引进IBM 370/138大型计算机，成为中国与IBM合作的开端，也是中国信息化建设与世界接轨的起点。

同年，中国银行香港分行采购了一台IBM 3032大型计算机，标志着IBM参与中国金融信息化的开始。

1984年，IBM正式进入中国市场，在北京设立了代表处。华为创始人任正非曾称IBM为[华为的老师]。

1992年，IBM在北京正式宣布成立IBM中国有限公司，这是IBM在中国的独资企业。

随后在1993年，IBM中国有限公司又在广州和上海建立了分公司。

目前，IBM在中国已拥有约10家合资和独资公司，分别负责制造、软件开发、服务和租赁业务。

办事机构已扩展至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33个城市，业务已渗透至300多个城市。

1992年春，中国宣布建设市场经济，IBM察觉到其中的机遇，尽管当时IBM亏损严重，但仍然在中国率先成立了独资公司——国际商业机器中国有限公司（IBM中国）。

1993年3月，郭士纳临危受命，对IBM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特别是实施了IPD（集成产品开发）项目，相当于对IBM进行了再造。

仅用一年时间，郭士纳就使IBM从亏损80亿美元转变为盈利30亿美元。至此，IBM重新崛起。

1994年12月，IBM与电子部下属的长城集团合资成立长城国际，主要业务是生产IBM个人电脑系列产品以及长城系列计算机，投产后长城硬盘连续三年实现产量5倍速增长，出口规模扩大。

1997年IBM将磁头生产放在长城国际，磁头被IBM、WD、MAXTOR、SEAGATE等国际一流客户评为[杰出供应商]，市场占有率位居全球第三。

2000年代初期，IBM在中国的员工规模达到顶峰，员工人数接近两万至三万之间。

在这一时期，IBM在众多领域均取得了卓越成就，涵盖了硬件制造、软件开发以及咨询服务等多个方面。

至2005年，IBM决定将其个人计算机业务出售予中国的联想集团，此举象征着IBM从传统硬件制造业向高附加值的服务及软件业务的转型。

2009-2012年，全球金融危机后，IBM开始涉足云、AI和电商领域，但始终未能抢占先机，反而开始失去订单。

2012年开始，IBM全年营收开始逐年下降，2013年营收跌破千亿。

2014年，IBM再次将其基于X86架构的服务器业务转让给联想集团，此举进一步加强了IBM在软件和咨询服务市场的地位。

2018年，浪潮商用机器有限公司在山东省济南市正式注册成立，IBM大中华区董事长陈黎明担任首任董事长。

这一合作举措标志着IBM继续致力于推动其技术在中国市场的实施与应用。

2023年财报显示，IBM全年净利润为75.02亿美元，营业收入为618.60亿美元，相比10年前，营收缩水近4成，净利润缩水近半。

无论是云计算市场还是AI领域，蓝色巨人在市场竞争中均显得力不从心，沦为边缘角色。

IBM在中国设立了三个主要的研发机构

其中最早成立的是IBM中国研究中心，该中心于1995年成立，致力于研究前沿技术。

当前备受关注的大数据和云计算等技术，正是该中心的主要研究课题。

从这一角度来看，IBM中国研究中心与微软亚洲研究院（MSRA）颇为相似。

继而，IBM在1999年成立了CDL，2004年成立了CSL。

CDL主要负责软件开发和系统架构，与微软的工程院相似，它更侧重于将技术与产业研究相结合，强调技术的实际应用和市场融合。

在IBM中国工作过的员工，大多数都与CDL有过接触。

CSL则专注于芯片等基础技术领域，与研究中心的职能相似。这三大研究机构在中国的布局形成了三足鼎立之势。

中国成为IBM在海外少数几个研发体系较为完整的国家之一，即便是在发展中国家的行列中，IBM对中国市场的重视程度也与微软相似，中国在其全球布局中占据了重要位置。

因此，自1995年IBM中国研究中心成立以来，以及1998年微软中国研究院的成立，除了支持各自在中国的业务发展外，它们确实成为了中国信息技术发展的摇篮。

沈向洋、李开复、张亚勤等业界翘楚，都是这一时期培养出的杰出人才。

即便在当下，许多新兴独角兽企业的创始人也与这些[黄埔军校]有着密切的联系。

是技术滞后也是战略失误

在云计算领域，IBM本有潜力成为行业的领头羊。

凭借其在企业级市场的长期积累，理应在云计算的浪潮中占据一席之地。然而，现实却与预期背道而驰。

IBM所坚持的混合云战略，在理论上颇具吸引力，但在实际执行中却显得过于谨慎。

与此同时，亚马逊网络服务（AWS）和微软Azure在公有云市场迅速扩张，IBM则在战略迟缓和技术落后中挣扎，错失了行业转型的关键时期。

在人工智能领域，IBM的沃森曾被视为人工智能的未来，并在公众面前取得过显著成就。

然而，当人工智能技术进入商业化应用阶段，沃森的表现却未能达到预期。

与谷歌和微软不断进步的人工智能技术相比，沃森显得力不从心，难以满足现实世界的复杂需求。

这种技术上的滞后，直接导致了IBM在中国市场的失利。

中国本土企业如阿里云、腾讯云、华为云，在云计算和人工智能领域不仅实现了技术突破，而且市场反应迅速，解决方案更具针对性。

IBM昔日的技术优势被这些更具活力的本土企业迅速超越。

曾经，IBM在中国市场几乎是坚不可摧的。尽管[去IOE]运动声势浩大，但多年来进展缓慢。

IBM、甲骨文、EMC这些外资IT巨头，凭借技术垄断，牢牢控制着中国企业的核心系统。

IBM的技术不再具备不可替代性，市场竞争力迅速下降。随着本土企业的崛起，IBM市场份额不断缩减。

IBM在中国市场的失利，不仅仅是技术老化的问题，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其本土化战略的失败。

IBM在中国的研发力量相对较弱，长期依赖于总部的技术输出和决策制定，导致其对中国市场的特殊需求反应迟缓。

而IBM的产品线则显得僵化，不仅难以快速适应市场变化，更难以满足中国客户日益复杂和多样化的需求。

中国市场的竞争环境高度动态化，而IBM的[船大难调头]问题，最终让它在这场竞赛中失去了主动权。

诚然，IBM此次仅撤销了其在中国的研发部门，并未完全退出中国市场。

根据裁员会议透露的信息，确切而言，关闭中国实验室的决定是为了将相关研发工作迁移到海外的其他IBM基础设施中心。

据社交平台上的消息，员工若希望避免被裁，需考虑接受前往印度班加罗尔工作的可能性。

因此，有分析人士指出，IBM此举实际上是为了将部分产业转移到劳动力成本更为低廉的国家，例如印度。

这一策略也是近年来众多跨国企业将产业转移到东南亚地区的原因之一。

[去IOE]化运动直接造成阵地失守

[去IOE]运动旨在摆脱对IBM的小型机、Oracle数据库（甲骨文公司提供的数据库软件）以及EMC存储设备（易安信公司提供的数据存储解决方案）的依赖。

2009年，阿里巴巴率先倡导[去IOE]运动，随后众多国内企业亦步亦趋。

阿里巴巴提出，需构建一个更为灵活、成本效益更高的分布式IT架构，以满足其业务的快速增长和处理庞大数据量的需求。

IBM作为[IOE]中的[I]，即其小型机、大型机等硬件设备及其相关服务，曾是众多企业IT基础设施的核心。

随着云计算和开源技术的蓬勃发展，部分企业开始寻求更为经济、易于扩展的IT解决方案，导致IBM客户群的流失。

当时，IBM的大型机（z系列）和小型机（i系列）已能被基于x86微型机的云平台所取代。

云平台提供的[按需付费]的弹性计费模式，与IBM大型机/小型机的收费方式相似，但后者基于mips架构，灵活性不及云平台。

IBM在云计算和人工智能市场遭遇挫折，尤其是面临亚马逊AWS、微软Azure、谷歌云以及中国本土企业的竞争压力；

加之中国政府推动的自主可控政策，促使国内企业在核心技术领域取得突破，减少对外部技术的依赖。

2013年5月，阿里巴巴最后一台IBM小型机在支付宝系统中退役。

同年7月，淘宝广告系统所使用的Oracle数据库亦告停用，这标志着阿里巴巴技术发展历程中的关键节点，也是[去IOE]运动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直至2015年，IBM才推出其云平台——Bluemix，但此举未能扭转公司的颓势。

Bluemix在国际和国内市场均面临激烈竞争，难以取得优势。国外市场已被亚马逊云（AWS）、谷歌云（GCP）、微软云（Azure）等瓜分；

国内市场则由阿里云占据主导地位，腾讯云紧随其后，华为云亦崭露头角。

数据相关业务如今戴上[紧箍咒]

在信息技术领域，特别是与数据相关的业务，对任何国家而言，都是不可轻易触碰的敏感领域，这几乎是全球通行的做法。

欧盟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已经成为科技巨头的梦魇。

谷歌、微软、Meta这些美国公司在欧洲市场屡屡受挫，动辄面临数亿甚至数十亿欧元的巨额罚款。

表面上，GDPR旨在保护公民的隐私权，但其背后的目的在于削弱外资企业在欧洲市场的影响力，确保数据主权牢牢掌握在欧洲手中。

任何国家，只要条件允许，都会积极促进本土企业在核心技术领域的突破，减少对外资技术的依赖，尤其是在信息安全和数据主权方面，更是全力以赴。

在核心技术领域减少对外资企业的依赖，不仅是为了经济利益，更是为了在全球竞争中占据更有利的位置。

通过政策施压，确保国家安全的同时，扶持本土企业，增强自身在全球市场中的竞争力。这不仅仅是监管，更是一场不为人知的经济战。

IBM在中国的撤退，政策压力确实是一部分原因。但这种压力，是任何跨国科技公司，尤其是与数据相关的信息技术公司，都必须面对的。

即便是去印度，IBM所面临的政府压力，也依然不会减轻。

究其根本，政策只是次要因素，更大的问题在于IBM自身的竞争力已经大不如前。

面对中国市场日益强大的本土竞争对手，IBM显得如此无力。

政策不过是最后一根稻草，真正导致IBM衰落的，是它自身再也无法维持昔日的辉煌。

结尾：

在当前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跨国公司普遍倾向于实施统一的全球战略，旨在获取规模经济效应并有效控制成本。

然而，在应对如中国这般复杂且变化迅速的市场时，这种统一化的策略常常难以取得预期效果。

本土化策略并不仅仅关乎市场战略的选择，它更深层次地关联到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产品开发流程以及对市场动态的应对策略。

部分资料参考：世范区：《IBM入华40年背后的[蓝血革命]》，半导体产业纵横：《IBM裁员的背后：是印度？》，CXO公园：《入华40载，IBM的黯然》，猫咪念经：《IBM研发体系的撤离，一个时代在落幕》，笑谭中：《IBM何以败走中国？》，信创新态势：《百年巨头IBM的衰落，自主可控的崛起》，杰夫视点：《IBM关闭中国研发中心：上千国内员工受到影响》，数据猿：《IBM中国研发部关闭，3分钟裁员上千人，是何原因？》，科创板日报：《任正非曾视作老师，IBM落后了》，澎湃新闻：《IBM败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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