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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情报甲天下，这正是日本制造能在全球站稳脚跟的原因。在学习日本精益制造和创新技术的同时，竞争情报的独特贡献，似乎被悄悄地淡忘了。
从日本公司的组织体系来看，情报都是与公司战略相挂钩的事情，情报部门云集了高手。上海图书馆编著的这本《技术竞争情报：日本的实践与启示录》，让人有机会用一个棱角角度，散射出一道独特的色谱：日本情报。
简单说，信息就是不断流动的事实与数据，而情报则是数据分析而得出来的洞见。人人可以获得信息，但经过专业训练的人会从中发现浓缩后的真相。
德国的科技创新体系，多层次结构非常完善。四大院所，三个重点是基础研究，而第四的弗劳恩霍夫则是专门做应用转换，70多个分所坐落在不同的城市，与当地大学一起，构成了德国技术创新的基座。而德国竞争情报CTI体系，也非常强大。当人们在赞誉德国隐形冠军的同时，也忽略了德国完善的工业情报体系。德国外贸与投资局GTAI，在2009年由德国投资局与德国外贸信息局BFAI合并而成。背后有强大的信息加工与情报能力。BFAI 则有专门的数据，拥有收集各种信息的强大能力。做为一个贸易投资局，没有顶级情报，很难做出优秀的判断。
中国台湾有一个“资讯工业策进会”（资策会），是这里的第二大智库单位。人人往往关注中国台湾工研院，这里诞生了台积电这样的晶圆代工巨头。然而资策会的软实力，同样值得关注。这里有2000多名研究人员，拥有强大的分析能力。2011年日本311大地震，重创日本经济。然而中国台湾资策会，仅仅在震后两天，就整理出来311地震对当地产业和企业的影响。这种快速情报是如何出现的？就是靠平时整理的产业地图和供应链数据库。这样的报告，如果临时组织起来，恐怕至少需要半年以上的时间。
日本是竞争情报的顶级玩家。它建立了庞大的海外商业帝国和科技强国，得益于从上到下的情报机制。最上层的核心科技决策机，就是兼具“咨询和决策”双重功能的“综合科学技术会议”。作为内阁总理的智囊团，这是日本创新决策的司令塔。
它的信息收集触角，覆盖到各个部委，也为日本经产省（类似国内工信部）的中长期规划提供有力的支撑。而经产省也有专门的情报机构，负责日本的中小企业，避免他们卷入信息差而落伍。
日本的情报体系也在不断演化。为了振兴日本出海贸易，日本经产省当年成立了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专门促进日本企业在海外的拓展。信息流就是商流的嗅觉，这些机构为日本企业出海提供了关键的商业导航系统。而今这个主要由国家拨款的组织，每年收入有30亿元人民币，拥有各种庞大的数据库。而在中国负责为日本企业提供各种信息和培训服务。JETRO一开始促进贸易的手段，就是靠竞争情报。而现在，泛化到大情报，依然是日本中小企业最为依赖的可靠信息源。
而日本商社则更是将竞争情报达到了天花板级的高度。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三井物产就建立了计算机信息中心。这个计算机信息中心一度被认为有超过美国中情局的情报分析能力。在当时还是大型机的时代，个人电脑还没有出现。无论是计算还是通讯，都是最昂贵的投资。在当时，通讯都是奢侈的行为，电报都是一字一金。而这些电报滴滴答答，不断传回到日本的总部。日本六大商社当时的跨国通讯处理费，几乎占据当时收入的2%。
从一只蝴蝶的翅膀，感受风暴的来临，既有神经末梢的感知，也有庞大的计算力支撑。这就像粒子加速器一样，它将一颗微小的粒子经过一番复杂的旋转和加速的处理，才能在屏靶上轰出振动世界的能量。
日本三菱商事在海外的每个员工，都被要求成为信息接收器。每一个人每一次接触，都是一个信息捕捉的机会。这就像蜜蜂一样，落在那朵花上，身上就会沾满花粉。红花黄花、大花小花，不沾不休。
正是这庞大的跨国信息流动，使得日本商社日渐成为全球不可忽视的商业支柱。即使日本有强大的丰田汽车、东京电子半导体设备等，日本商社依然是璀璨明珠。三菱商社2023年收入达到1万亿人民币，而在2022年它的利润破纪录达到500亿元人民币。紧随其后的伊藤忠2023年收入也达到了7000亿元人民币。
如果去看这几家商社的财报，会发现它们都有高度的信息情报体系支撑。重视情报、发现情报，成为日本整个国家和整个企业的传统。日本曾经专门成立“产业保护学院”，专门为日本企业培养情报人员。
而三菱商事招聘的员工，前三年都需要接收情报工作的培训。这让每一个员工在海外工作的时候，都是精神抖擞的工蜂，它们身上沾满了全球商业脉动的微弱信号。
三井物产的情报体系有点吓人，它利用全球人力资源每天能处理近7万份情报返回总部，而每天至少有100件是要呈送给最高领导，想到这种局面会不寒而栗。当两个公司进行一次商业例会的时候，掌握了对方100份情报的一方高管，从对阵局势来看将是一种何等碾压式的能量场。
这些公司的情报体系如此强大，以至于很多部门最后分拆出去，成为单独的咨询公司。例如日本三菱商事旗下的化学咨询公司MCR。这些咨询公司的能力，远超过国内的协会学会水平。
三井物产的三井化学，也是一个重要情报中心。它经历了先是集中，后是分散到各个业务部门，最后又集中到总部的过程。这反映了日本竞争情报体系也在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做出不断调整。而三菱商事则是在2023年加入了全球信息委员会GI的角色，负责将全球的信息，综合加工成顶级的决策参考。
情报就是商业活动的毛细血管，无处不在。日本花王日用品公司有着自己的数字商务管理室作为情报部门，这里的口号就是“没有情报，就没有战略；没有算法，就没有方案”。这可以看出浓烈的数字技术在情报体系的价值。而东芝的研究图书馆拥有内网TosFile，20多名专职情报人员每天处理信息加工，向500多名决策人员提供情报。
对于日本企业而言，很多大企业都有自己“情报科”，这对于中国很难理解。因为在中国，“情报”具有神秘的含义。它经常与某类地下渠道获得信息联系在一起。其实这是对“情报”两字高度的误解。这本来是一个很普通的词，只是由于国防和国安过多地使用，而被附加了一层不属于它的含义。即使现在，它在海外的语境，依然是一个标准的商业中性词。
光明正大的科技情报，去哪里了？
很多人想象不到，中国第一个科技情报机构建立在中国科学院系统内。当时时任院长的郭沫若对中国情报体系有独一无二的贡献。他最终选用“情报”为名称而不是“文献”，同时宣称这里从事的是“光明正大”的科技情报。这开创了中国最早的情报体系，也在很长一段时间才缓慢地与商业挂钩。但后来又慢慢地从商业画布的面板中，悄悄隐去。这也导致了商业情报、竞争情报、科技竞争情报、技术情报等各种概念混杂在一起。学术界反复区分，而商业界则不置可否。而情报也从来没有成为董事会桌前最得力的机构。
美国的商业情报机构已经高度咨询化，跟国防体系互不搭边。日本则在民间形成了日本商业情报协会和竞争情报学会，与企业互动紧密。二者也都跟上海图书馆建立了良好的联系。而法国，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它将科技和商业的经济情报体系，从国防和国家安全的情报体系里面分离出来，从而进入商业领域，这样就进入了正大光明的情报机制。
中国或许也应该做这样的事情。利用公开信息进行商业竞争情报和科技竞争情报的分析，这是可以放到桌面上去商业化。如果不能解耦，过于保持情报的神秘化，很多工作容易受到限制。
中国企业正在大规模出海，在海外栽了很多跟头。但细看过去，这些所谓的大坑，基本都是“常识性陷阱”。这些陷阱看上去让企业大吃苦头，但它们或许是无辜的。因为这往往都是专门为常识忽视者而准备的，而中国企业都是单打独斗，缺乏应对这些陷阱的报警器——那正是竞争情报的基本功能。所有的这些武器，其实都是通过公开的方式可以获取，但却可以成为企业强大的武器。在中国大出海之际，在国内不被重视、坐冷板凳的竞争情报，或许可以抖擞腰杆，迎来自己的振兴时代。每一个优秀企业，都有自己的商业情报部门，或者都会利用好既有的情报体系。这是日本竞争情报体系给中国出海企业的最大启发。商业帝国有一根神经网络，属于正大光明的情报体系。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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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林雪萍：北京联讯动力咨询公司总经理，上海交大中国质量研究院客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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