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财宏观年度报告在沪发布：高质量发展引领经济复苏

科创板日报 2023-11-21 18:58 752浏览 0评论 0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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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8日，上海财经大学发布《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年度报告（2023-2024）》，围绕“高质量发展引领经济复苏”这一主题，分析了今年以来我国经济总体复苏现状和高质量发展过程中的风险、机遇与应对，并就通货紧缩、房地产市场、地方政府债务、劳动力市场、地缘政治、国际金融市场等内容进行了专题分析。论坛由上海财经大学主办，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上海财经大学滴水湖智库、上海财经大学滴水湖高级金融学院、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承办。

新华社上海分社社长王永前，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十四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余永定，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祝宝良，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平安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美国范德堡大学 Andrew and Jennifer Hoine讲席教授黄晓东，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软库中华金融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曹国琪等嘉宾出席论坛。上财宏观项目的专家，校内师生代表，校友代表，媒体记者等近150人线下参会，新浪财经、科创板日报、腾讯研究院、中国金融信息中心等直播平台近7万人在线观看。论坛由上海财经大学副校长李增泉主持。

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出席论坛并致辞。他表示，本次论坛聚焦“高质量发展引领经济复苏”主题，对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形势走势进行研判，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的课题进行分析，非常有意义和价值。他表示，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我国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保持稳定。展望明年，预计我国经济将进一步企稳回升，呈现前高后稳的走势。上财宏观团队坚持发布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报告，至今已有15个年头。团队以数据为支撑、以热点问题为落脚点，着眼于中国中长期学理逻辑研究和发展，致力于讲好中国经济发展的故事。他表示，中国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财经院校的领头羊，上财紧密对接国家和区域重大发展战略，主动谋划担当，通过实施一系列战略布局，重点推进应用经济学一体两翼建设，推进全校全面改革，实现学校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上海财经大学宏观团队成员，经济学院党委书记林立国代表团队发布了《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年度报告（2023-2024）》。他表示，今年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国际政治经济博弈加剧，美元持续加息，国内面临多风险因素冲击，市场信心未能得到全面修复，房地产市场继续走弱，地方政府化债压力高企。虽然存在较多困难和风险，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保持稳定，供给侧活力得到释放，需求侧开始稳步复苏，预计全年GDP增速为5.3%。随着一揽子经济政策效应的逐步释放，中国经济将进一步释放增长潜能，稳步进入上升周期。做好明年经济工作，要继续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注重短期逆周期对冲与长期跨周期政策之间的平衡，正确把握制约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瓶颈，找准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和风险隐患，通过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为高质量发展引领经济复苏注入新动力。具体来看，在供给侧，服务业全面恢复增长，工业和建筑业保持平稳运行，但值得警惕的是房地产业增加值持续下滑。在需求侧，消费温和复苏，但动力不足，导致价格低位徘徊；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内部分化，制造业投资继续改善，基建投资有所放缓，房地产投资延续下行趋势；贸易增速下行但结构优化。宏观经济政策方面，受美国加息和国内地方政府债务的影响，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受限较多，但依然在有限的空间内发挥了逆周期调节的作用。展望2024年，食品价格对CPI的拉动作用将有所上升，房地产投资有望反弹，中国将步入上升周期，美国进入下降周期，地缘政治风险将维持今年的水平。希望以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

张军、余永定、祝宝良、黄晓东、刘元春5位嘉宾先后作主旨演讲。张军主旨演讲主题为《我们的宏观经济表现到底是个什么现象？》。他表示，以西方宏观经济学的总需求概念框架来观察，中国经济的宏观表现不具有典型性，因为即便看上去短期里经济表现显得低迷，但中国经济从来没有出现明显的衰退与萧条。他认为这种不典型的宏观现象需要寻找新的分析框架。在他看来，中国经济这些年最重要的宏观现象是GDP增速在温和放缓。这一现象反映了生产率持续放缓的趋势。与过去不同的是，目前国内生产率放缓的现象已持续太久，出现了“长尾”现象。这不仅说明我们面临的过度投资和产能过剩的问题越来越严重，而且也表明，由于资本错配和国有部门的扩张，未来投资机会的形成可能受到了现有政策的严重制约。这可能是中国今天经济面临的最主要的问题。张军教授演讲中指出，生产率放缓目前是全球性现象，但中国的生产率放缓有自己的特征与原因。由于中国的投资体系过于依赖于行政分割，造成受鼓励的投资机会总是过度进入，从而产能积累往往过多。而生产率放缓趋势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长期产能积累过多造成的。这是典型的脉冲现象，任何领域只要有可投资的机会，在中国的投资体制之下，总会出现过度的进入，导致开始时生产力快速提升，但很快会进入到平台期，最后突然出现放缓。他认为，在生产率出现持续放缓的趋势下，继续增加公共资本支出来刺激投资需求的扩张只会恶化投资回报率，加快生产率的放缓。在谈到在化解产能过剩问题上，他表示，中国正处于发展战略转换的关键时期。中国长期以来实施出口促进的战略，相比于新加坡、美国等发达国家，中国目前人均海外直接投资水平较低。未来中国需要通过更多的海外直接投资来输出产能，进而才可能逆转投资回报率恶化的趋势，产能输出也有助于创造国内更好的新的投资机会，促进产业升级，带动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从出口促进转向进口促进战略，会不断矫正国内要素价格的扭曲，从而诱导更多的高附加值的生产活动，提高国内的消费需求能力，再平衡国内的消费和投资。

余永定作题为《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与政策》的主旨演讲。他针对中国经济增速下跌、执行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目前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等问题进行解答。第一，西方国家普遍认为，中国奇迹已经结束，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持续下降不可避免。虽然中国经济维持两位数增长的奇迹确实结束了，但是依然有可能保持较高经济增速。中国潜在经济增速到底多高要通过试错的方法解决。中国增速由2010年的10%以上下降到2019年的6%并不是不可避免。经济增速的持续下跌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中国未能充分运用宏观经济政策对经济进行逆周期调节。第二，产能过剩是结构性问题，对于总量来讲，不能套用产能过剩概念。当前中国GDP增速放缓，通货膨胀率极低，均反映了总需求不足的事实，因此中国应该实行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第三，财政政策方面，相比发达国家，中国财政赤字/GDP比与国债/GDP比依然较低，而在货币政策方面，中国通货膨胀率很低。既然如此，就不能认定央行货币超发。中国目前财政货币政策不存在过度扩张的问题。第四，针对国外对中国杠杆率过高的批评，从财政角度来讲，中国不计平台债的负债率仅为50%多，中国财政状况优于世界上绝大部分发达国家。而企业的高杠杆率很大程度上是金融市场过度依赖银行贷款，股票市场融资功能低下的结果。综合来看，中国的企业对外部资金的依赖程度并不比美国等国高。其他一系列指标也都显示中国仍存在执行更具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的空间。关于何时可以退出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的问题，他指出，当新的科技创新科技革命出现时，供给将能自动创造需求。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可以退出干预，但在新的科技创新到来，市场可以充分发挥自动调节作用前，政府还需运用宏观经济政策对经济进行逆周期调节。

祝宝良作题为《当前经济形势和2024年政策取向》的主旨演讲。他指出，第一，中国经济从2012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一段时间内存在高CPI与低PPI这一矛盾的现象。针对当时需求端与供给端同时存在的问题，中国实施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9年以来，受疫情冲击影响，需求不足是当前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但与此同时，供给侧改革问题仍尚未完全解决。针对财税制度，地方政府利用财政不断支持基础建设和民生事业，积累了债务。当前，是否存在供给端结构性政策配合需求端政策是重要问题。第二，当前中国较多预期方面问题，协调预期与经济政策的问题尚未完全解决。第三，中国面临金融风险问题，房地产和投资、土地购置、政府债务相互关联，三重风险因素叠加，对短期中国经济造成一定影响。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他表示，需要准确把握中央经济会议精神，扩大内需，提振市场信心与预期，统筹安全与发展问题。先稳定经济，进而处置风险。他提出，靠房地产带动中国的经济时代已经结束了，但是要想摆脱房地产对经济的影响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如何适当采取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实施符合市场化的方法，稳定房地产市场，是需要研究的问题。如何消化过剩产能，让适合的产业走出去，使不同生产要素之间相互配合，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从而把经济稳定在合理区间，还有许多问题有待研究。

黄晓东作题为《不确定性情境下美联储的政策导向与预期管理》的主旨演讲。他首先梳理了美联储当前面临的问题。如目前美国的利率维持在5.25%-5.5%，位于美国公众的心理敏感区间。美联储一方面担心升息力度不够，另一方面担心再抬高利率会引起系统性金融风险甚至经济衰退。其次，他指出美联储维持“限制性政策利率水平”面临两个不确定性。一是力度的不确定。将政策利率钉在5.25%-5.5%这个区间是否适度？他认为，美联储希望通过快速且强力的加息来控制住公众的通胀预期与信心，因此这个问题与美联储是否已经成功地锚住了大众的通胀预期密切相关。根据目前对家庭、企业、金融从业人员的问卷调查和市场关联的交易指数，美联储认为其已经成功做到了这一点。二是时度的不确定。过去升息累积起来的延迟效应何时才能显现？他表示，为了回答上述问题，需要相应的框架、模型、数据。然而美联储所使用的模型与数据并不一定准确，甚至存在错误。哪怕使用的模型与数据正确，也需要估测观测不到的经济变量，例如潜在增长率、中性利率等，这同样会带来误差与不确定性。因此，在政策制定时过于依赖这一框架存在风险，需要全面地从各个经济指标进行综合判断。

刘元春作题为《走向新均衡的中国宏观经济》的主旨演讲。他指出，中国经济发展正处于告别旧路径时期，需要理解目前均衡状态，把握过去经济关系，认清经济发展潜力，考虑短期波动和潜在增速的关系，思考如何从一种均衡过渡到另一种均衡。首先，他分析了当前中国宏观均衡所处状态。从定基指数看，中国经济还没有收敛趋势。但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目前低于潜在增长速度。价格和库存是判断产出缺口与短期供求关系最为确定的参数。在潜在增长速度快速回落过程中，产出缺口没有收紧，处于触底过程，期望第四季度和明年产出缺口收敛。其次，他分析了经济修复的阶段与水平。工业已经全面见底回升，具有持续回升的基础，服务业恢复速度提升，但依然偏离趋势值；消费修复基本完成，增速呈逐步回归趋势；居民资产结构调整可能触底，资产修复进入新阶段; 投资修复相对缓慢; 房地产在触底企稳的进程中，新开发模式和房地产长效机制的形成需要一段时间，会在低水平上形成新均衡；出口增速的变化主要是价格因素，数量变化不大，但结构出现大幅调整。最后，他从宏观历史视野角度分析中国经济正处于三重因素超级叠加期: 世界结构调整与中国结构转型叠加，疫情修复与房地产超级调整叠加，传统风险释放和非传统风险释放叠加。宏观运行机制发生剧变，呈现新问题、新逻辑、新规律，需要新政策框架。如何在多重均衡中寻找到均衡的复苏路径，不仅要注重中期结构性调整，也要注重长期基本要素和短期缺口的快速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