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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回流作为美国国家层面的长期战略，既有对其自身产业结构失衡的总结和修正，也有对全球价值链和产业分工布局的调整和重构。
其政策作用于美国制造业回流对回流企业、区域产业布局以及全球价值链均产生了相应的影响。
在美国官方发布的GDP数据中，工业活动主要体现在[商品]部门中。
2022年，美国商品出口连续第2年大幅增长，达到30087亿美元，较2021年增加了4531亿美元。
据美国的非营利组织Reshoring Initiative去年底的估计，2021年制造业回流已经带回了约26万个就业机会。
这之中，既包括台积电、英特尔、三星到美国建设高端的晶圆制造厂，也有如福耀玻璃这样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另外不少原来在欧洲的、被俄乌冲突逼走的，覆盖了从工业原料到制成品各个行业的顶尖玩家。
美国科技企业的存在让芯片制造业大部分受其掌控，这一点也表现在新建晶圆厂的数量与位置上。
未来三年全球将新建41座晶圆厂，其中位于美国的就有9座，占比最高。
另有数据显示，2021年至2023年在建或计划建设的芯片制造工厂涉及5000亿美元投资和51家的数量，其中北美地区就有18家。
2022年，几乎所有与芯片制造相关的科技巨头都在美国设立了新厂，将带来庞大的芯片产能和数万个工作岗位。
俄乌冲突至今为止，已经1年。而这持续1年的地缘政治冲突，几乎瓦解了欧洲高端制造业体系。
从2月冲突爆发到8月，短短半年时间，被视为[欧洲天然气价格风向标]的荷兰TTF基准天然气期货价格从132.71欧元/兆瓦时，直接突破300欧元/兆瓦时大关，上涨1倍有余。
从3月起，此前一直稳定在接近60高位的欧元区制造业采购经理人(PMI)指数一路走低。时至7月，欧元区制造业PMI跌破50的枯荣线，繁荣变成萧条、萎缩，且还在一路下滑。
危机对欧洲工业界带来了巨大的打击，大量企业外迁，以寻求更加稳定的发展环境。
而美国则从中获利，吸引了大量欧洲工业的资源，并在全球市场上增强了自己的竞争力。
顶住全球政治正确浪潮和舆论压力，为保证本国制造业竞争力奠定基础。
环保、低碳和新能源已经是新的全球政治正确标准，但美国却在[反向输出]。
特朗普上台之后，退出《巴黎协定》，推行[美国优先]，重启页岩开采，重启Keystone X等，彻底解开了美国油气行业的枷锁。
根据英国石油公司发布的《2020年世界能源统计年鉴(第69版)》，2019年全球天然气产量增长了1320亿立方米，其中美国增长量为850亿立方米，几乎占据了全球净增长的2/3。
而在俄乌冲突的刺激下，美国还可能在明年成为原油净出口国。
能源短缺导致电价飙升，破坏欧洲工业基础，对欧洲工业尤其是高耗能的重工业、化工业打击很大。
欧洲因为能源短缺而出逃的企业，在美国找到了理想的落脚点。
2022年3月，美国政府进一步升级[买美国货]行政令，要求政府采购的产品中，必须有55%的组成部分为“美国制造”。
2022年10月，美国政府又将该比例提高到60%，同时提出2024年该比例要达到65%，2029年要达到75%。
而拜登在2022年8月连续发布的两个法案，《芯片与科学法案》和《通胀削减法案》来看，也已经看出来他们想要加快脚步了。
之后不久，美国又通过了《通胀削减法案》，总计投入资金高达4370亿美元，其中近3700亿美元涉及包括电动车、风能、光伏、氢能等与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主题相关的行业。
新法案还具有排他性条款，除了要求获得补贴的电动汽车必须在北美组装，还要求电池中的材料和[关键矿物]必须来自美国或与美国有自由贸易协定(FTA)的国家。
不仅是中高端制造业，美国部分州和市还会向所需的低端制造业提供补贴。
随着政策推进，美国对本土制造业的扶持范围，已经由所谓涉及国家经济安全的[关键领域]，延伸到了基础制造业领域和一般工业产品。
扶持手段也由贸易保护，拓展到了包括投资等在内的全产业链环节。
美国制造业回流有严密的优先序，高端制造业和利润高的制造业环节需要搬至国内，与国家竞争力和安全相关的也需要搬至国内。
美国政府近日发布全美电动汽车充电网络新规定，要求所有接受美国联邦政府补贴生产的电动车充电桩，必须在美国本土制造。
但同时，美国升级保护主义，将持续损害与贸易伙伴关系，加剧美国在国际贸易领域[信誉降级]。
通过[长臂管辖]，断绝他国经济实体和国际市场的联系。比如至今已经实行第5轮制裁，对中国通讯业务领头羊华为进行打击。
通过这一举措，不仅使得美国本土通讯产业实现[去华为化]，也逼迫着其他不少国家和华为划清界限。
同样的事件还出现在半导体等其他前沿制造业竞争激烈的领域。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报告中称：经过几十年的经济一体化进程，全球经济目前严重分化可能导致全球经济产出减少7%；但如果技术也脱钩，一些国家的经济产出损失可能达到8%至12%。
由于国际风险分担减少，全球经济碎片化可能导致宏观经济波动加剧，危机更加严重，国家缓冲压力也更大。
此外，对全球价值分工演变重塑造成了三大影响：
①通过产业回流、转移和近岸布局，推动制造业价值链朝着本土化和区域化发展；
②在外部冲击的影响下加速全球价值链的缩短，重构产业布局保障供应稳定和安全；
③降低国外价值占比和依赖，牢牢把控全球价值链分工上的高端环节。
①美国加强对来自中国在美投资企业的所谓安全审查，增加从华进口产品的双反调查，对部分商品加收关税，出台一系列贸易保护措施来阻碍中国商品对美出口，减少贸易逆差。
②中国是美国制造业回流的第一来源国，美国在华企业撤出将产生税收和就业直接影响，可能导致我国经济发展[供血不足]。
③在华外资技术被限定在一定范围内，核心技术采取更加严格的保护措施，因而中美制造业的技术差距将被维持或进一步拉大。
从美国制造业回流的视角来看，美国对华脱钩使得中国在经济和安全方面面临压力和挑战，但竞争同样会给中国带来改革的动力。
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对抗和寻求突围才是主旋律。
部分资料参考：前瞻产业研究院：《掏空全球高端制造业背后，美国产业战略“四板斧”》，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美国高技术产业内涵演进与特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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