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春节期间，在烟花爆竹声中迎来新的一年，成为很多人的需求，尤其是不少地区烟花爆竹燃放政策的松动，让过年放烟花成为可能，一股抢购烟花的热潮也在全国袭来。
以最近火爆全网的“加特林”为例，“加特林”的日常售价在60元左右，但近期单价已经涨了整整一倍。据某烟花零售商介绍，最近的“加特林”几乎一天一个价，进货也得七八十，即便是这样也不一定能买得到。除此之外，仙女棒、孔雀开屏、其他小型喷射式烟花也非常受欢迎。
受此影响，A股上市公司ST熊猫在2022 年12月份收下了9个涨停板。截至2023年1月9日，ST熊猫股价才再度回落，当日收盘价为15.01元。
烟花未完全解禁，可今年大众对烟花的渴求空前热烈，这能拯救每况愈下的烟火经济吗？
烟火经济“失去”的八年
08、09年时，大概是我国烟花产业最璀璨的“绽放”时期，受奥运会的带动，烟花爆竹市场迎来了数年来的销售巅峰。2009年春节，仅北京市三大花炮批发商的备货量就达75.5万箱，最终卖出了60万箱，比前一年增加了37%。
但这种繁荣是短暂的，2015年，全国各地开始出台政策，大规模禁止烟花爆竹的燃放，违者将被罚款处罚，整个行业迎来了漫长的寒冬。
根据智研咨询的数据显示，从2012年到2021年，我国烟花爆竹及相关企业数量在2018年达到最高，为49311，但到了2021年，缩减到了18122，仅为原来的1/3左右；另外从企查查查询可以看到，近几年，新增注册的烟花爆竹企业总体呈下降趋势，2019~2021年分别新增5.5万家、4.7万家、5.0万家，2022年仅有4.5万家新注册企业。
有着“花炮之乡”称呼的湖南浏阳，受禁燃政策影响最大。目前该地存续、营业的烟花爆竹企业有2111家，2014年新增注册企业140家，达到峰值，但2015年之后每年新增注册企业呈现断崖式下跌，新增注册企业仅数十家。
新增企业减少，意味着行业缺乏成长的活力，而存续企业的萧条或倒下，更让这一传统行业岌岌可危。
以“烟花第一股”熊猫烟花为例，自从烟花销量急剧缩水后，企业急于寻找第二曲线，开始涉足网贷行业。此后，熊猫烟花的主营业务由烟花转为互联网金融，可P2P泡沫破碎，互联网金融反而把公司拖入泥淖，甚至创始人都被采取了刑事拘留措施。
行业老大尚且如此，分散的、规模较小的烟花企业或烟花厂只能靠当地的市场存活。
德州市，山东烟花爆竹生产企业曾经的集聚地，自2015年政策改变以来，退出市场的企业越来越多。2014年时，包括德州在内，山东共拥有烟花爆竹生产企业29家，批发经营单位240家，常年零售单位16749家。到了2016年年底，29家生产企业全部退出，其中德州占了11家。
德州城区来烟花爆竹销售点买鞭炮的商户、企业以及普通消费者越来越少，这些零售点往往没有等到销售期结束，就提前把摊位撤掉了。
也正是基于国内市场的现状，一个尴尬的事实是，烟花这一与我国最重要节日挂钩、蕴藏着丰富中华传统文化的行业，要长期依赖国外市场而活。根据美国烟花协会的数据，全美大型表演中使用的烟花75%产自我国，个人燃放的烟花则98%来自我国。据悉，每逢美国独立日以及圣诞节等重大节日，浏阳烟花爆竹企业的国外订单大幅度增多。
订单流向海外，我们失去的又仅仅是订单吗？很显然不是，除了经济利益，还有寄托在烟花爆竹身上、越来越淡的年味。
小镇青年的寄托
自各地出台了烟花爆竹的禁令后，烟花产业就不得不往五环外下沉，因为相比北京、上海等地，低线城市、小县城以及农村地区的燃放政策相对宽松，并没有被完全禁止，而且越是小地方，越重视年俗和年味，过年放鞭、放炮几乎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习惯。
我们看到今年首先出现政策松动的也正是低线城市，如大连、东营、滨州、临沂等地，尤其是山东，自政策改变后，元旦到春节期间，烟花燃放的声音可以说是不绝于耳。
烟花产业的下沉也和电子烟花有关。因为近几年禁放政策趋严，电子烟花作为烟花的替代品，越来越常见，比如小县城及农村地区的嫁娶，如果不让放烟花，就不得不使用电子烟花，来增加热闹的氛围。浏阳一家转型做电子烟花的厂家负责人表示，“农村婚庆、开业庆典、过春节、丧葬，都要用到烟花爆竹，电子烟花在三四线城市销量尤其好”。
今年过年，下沉市场的烟花销售很可能会到达一个新的高峰，被疫情压抑许久的广大民众，亟需借助春节这一最重要的节日获得精神安抚，并通过“辞旧迎新”告别过去、畅想未来，烟花爆竹正是这种希冀的最佳载体。
怀有如此想法的不在少数，返乡的小镇青年是主流，而今年小镇青年格外多。
在北京工作了三年的葛木，老家是山东，从毕业之后他就独自一人去了北京，成为北漂一族的一员。作为一名房产销售，他没有经历楼市疯狂的黄金时期，却在今年感受到了房地产的彻骨寒意，最惨的是，疫情封控时，房子更卖不出去，靠提成生活的他连还老家房子的房贷都很吃力。今年回家过年，葛木已经打算离职，考虑是否留在家乡。
相比离职，过去一年裁员的恐怕比离职的要多。
回顾过去三年，受疫情影响，2020年第一季度我国有46万家公司倒闭，其中大部分是中小企业。到2021年，775家创业公司倒闭，其中北京最多达到190家，上海110家，而2022年，轮到了一些大企业和行业巨头，为了度过眼前的难关，他们也选择了降薪裁员。
被裁、收入下降、频繁封控、物价上涨…种种压力，挤压着小镇青年的生存空间，迫使他们不得不逃离北上广，回到五环外。
作为一名打工人，晓枫年底在广州被公司裁员后，彻底放弃了在一线城市安身立命的准备。过年前她回到了老家，父母的理解和过年的氛围冲淡了她不少生活的焦虑。看到今年县城重新允许燃放烟花，她立即购买了不少烟花，还有儿时玩的鞭炮，“跟家人一起放烟花，好像回到了小时候，这个年过得比去年有年味，去年整个小区都静悄悄地，不像过年”。
回春，或是昙花一现？
今年烟花爆竹抢购的热潮，让处在寒冬中许久的烟花企业迎来了一丝希望。据报道，今年市场需求量从2022年12月底开始激增，很多工厂放假时间都在农历正月二十六日左右，比往年延后一个星期。在浏阳“烟花小镇”大瑶，多数烟花企业产销两旺，有的较去年同期增长30%以上。
而且价格的上涨，自然也让利润有了上升的空间。杭州一位消费者称，自己和朋友在杭州郊区购置的小型烟花价格在50元上下，大型烟花则几乎均百元以上，“随便买买就得小一千”。
但是，今年需求的爆发能解救长期低迷的烟花市场吗？恐怕只能解一时之困。除了随时变化的政策，烟花产业囿于技术、品牌、成本等因素一直止步不前，这不是短暂的消费热潮就能改变的。
以品牌为例，尽管我国拥有世上规模最大、历史最为悠久的烟花产业，也早已形成了产业集群，可无论对内还是对外，具有较高知名度的、家喻户晓的烟花品牌几乎可以说是没有。比如卡塔尔世界杯开幕式上，绚丽的烟花秀吸引了各国观众的注意，他们或许知道烟花来自中国，但哪家企业生产的恐怕没人知道。
也因为缺乏品牌，技术水平又相差不大，产品高度同质化，这使得政策收紧后烟花制造企业反而掀起了价格战。“某几个大厂，把成本压缩到最低，打价格战，年底工人薪水本来就高，中小生产商的利润一降，甚至得倒贴开厂”，一位工厂老板表示。
这个春节，烟花爆竹的价格水涨船高，利润大增，可烟花市场还是走的薄利多销的路子。据浏阳市烟花爆竹总会会长钟自敏透露，烟花爆竹生产企业的利润率并不高，一般是6%-8%，多数利润其实在批发经销环节，“出厂价20几元的加特林，到消费者手里能翻一倍不止”，年前运费的成本更是大幅提升。
而且最近几年，政策更加严格，烟花市场变成了“薄利不多销”，更挤压着企业的生存空间。
以北京为例，根据熊猫烟花提供的数据，2019年春节期间，北京全市总销量是2.3万箱左右，而在2009年，这一数字还是60万箱。10年间，北京市春节档烟花爆竹的销量减少了96.16%。
烟花行业整体下滑的趋势，大概率难以被改变，除非全国各地的燃放禁令都解除了，一个更悲观的消息是，以前三四线城市和不少农村的婚丧嫁娶、开业过节，支撑起了当地烟花厂的生意，如今我国结婚率持续下降，平均初婚年龄向后推迟，所对应的消费需求也在降低。
“（我们）终究还是要向品牌化方向发展”，一位从事烟花制造十多年的商家感慨。
1400多年前，唐朝“花炮祖师”李畋为了驱逐瘴疠发明了烟花爆竹，燃放烟花爆竹的习俗流传至今。然而，环保还是文化？这种权衡注定要持续许久，这可能也是烟花企业不敢创新的缘由，毕竟投入了成本，年末突然卖不出去，谁也不想背负这种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