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Dedee
1月1日，1990年代的第一天，时任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美国总统老布什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三个人隔空互致新年问候。问候内容不便多说，总之“地图头”释放了巨大的友好信号，另两位的态度则比“下次一定”还不一定。
1990年代，中国也早已不再是什么局外人。1980年代末的那几出纷纷扰扰，也让世界用新的目光与心态来看待我们——我们也算是慢慢融入这地球屯了。而且，无论老人或学生、男人或女人，也无论什么政治家官员、专家学者、抑或贩夫走卒工人农夫，都对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事情充满热情与意见。
城市青年愈发混不吝起来。该溜子们还有了专属的生活方式和流行语。
他们大都不分男女，穿着破旧牛仔裤，厚毛巾袜和老爹旅游鞋。更重要的是，还大抵都有一件甚至好几件圆领白T恤，上面印着各种诸如“一无所有”、 “烦着呢，别理我”、“从头再来”、“我是流氓我怕谁〞之类的手写体大字。
总之，远远一看就能让戴着红袖箍的居委会大妈脑仁疼。
当然了，让大妈们脑仁加倍疼的，还有年轻人消磨时间的新方式，比如过洋节跳洋舞唱洋歌看洋片之类的。叫得上名儿的城市开始出现各种迪斯科广场。每天晚上，成百上千的年轻人在迪斯科舞曲中疯狂摇摆。他们狂欢到黎明后，还会勾肩搭背地赶去某些大家都懂的录像厅，在那里相伴到天明。
几乎是同时，一种全新的娱乐方式东渡而来，就是如今依然让我们欲罢不能的“卡拉OK”。
其本体“卡拉OK点唱机”只用半年时间，就成功进驻北上广各类歌厅与餐厅。
数据显示，1990年北上广拥有点唱机的歌厅、舞厅或餐厅：北京有五十家、广州四十多家，上海最少但也有三十三家。其中最火的，莫过于位于北京南礼士路上的四季歌厅。用当时的眼光看，四季歌厅似乎是专门冲着第一批万元户来的，主打豪华欧式风格的大厅，还配有VIP包厢。
最关键的是消费价格。
一张门票30块钱人民币，抵得上一个普通工人三分之一的工资。唱一首歌5块钱，多唱也没有啥“唱十送一”的优惠。最便宜的酒水消费是可口可乐，一杯3块，苹果汁一杯8块，德国啤酒一杯10块，而一盘去皮的西瓜果盘20元。
不过，并不是所有歌厅都会让人一夜爆负，不少点歌机也成功地下沉到了三四五线城市乃至一些县城。比如陕北榆林之类的地方也出现了卡拉OK小歌厅。不过收费是按夜算的——20块钱，就能和朋友一起欢畅一个通宵，还能无限续杯高末，简直比80和90后熟悉的量贩式好乐迪还好乐迪。
卡拉OK还养肥了中国近200家音像出版社和五十家音像生产厂。仅1990年就售出了36万盒声像带和1亿1700万盒录音带。
这种源于东瀛的新生事物，让中国人终于文艺且文明地将自己的真情实感宣泄出来。大家丝毫不懂什么“丹田用气”或“假声转换”，总是紧抓话筒在三四分钟里声嘶力竭、泪流满面，而他们的真情肉嗓也总会引得台下人感同身受热烈鼓掌。
唱歌也成为中国大学生课余时间的刚需之一，成为了“托派”（学托福准备出国的学生）和“麻派”（除了读书就是打麻将的学生，改革开放后最早的躺平先锋）这对冤家都无法拒绝的刚需。学校里已经看不到头绑红飘带的带头大哥，多是抱着吉他，坐在宿舍前草皮上自弹自唱的“草地歌手”。
只要唱得好，歌手身边总会围着不少人，大家甚至浸一屁股的露水也不愿离去——毕竟，热血沸腾的往事已不堪回首，未来等着他们的，是连找工作都成问题的大问题。
所以眼下，不如听歌。
大学生们唱自己写的调调，更爱唱流行歌曲，港台有罗大佑、李宗盛、齐秦、赵传、郑智化和黄舒骏，内地首推崔健。不少歌手尤爱李宗盛《生命中的精灵》以及崔健 《新长征路上的摇滚》这两张专辑。
彼时，崔健已经有3年没办演唱会了。
据说是因为一首摇滚味儿十足的《南泥湾》，让某位老干部气到想亲自找他进行深度物理切磋。当然人家大人大量没那么做，还允许他出专辑，只是把和他相关的演唱会一律掐断。
直到1990年，崔健公开宣布要为北京亚运会募捐100万，终于感天动地征服了亚组委，他和他的乐队开始轰轰烈烈的亚运巡回演出。
崔健去了不少地方，上海、天津、沈阳、武汉、西安、重庆……绝大部分观众的参与热情都极高。不少人懵懵懂懂的，并不理解摇滚是什么，意味着什么，但都明确感受到了摇滚的力量——
充满了躁动、跳跃、疯狂与激情。直到5月末，崔健准备回北京搞场大的，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原定的100万捐助亚组委表示钱不钱的无所谓，老崔你的心意我们都心领了。
的确，崔健亚运巡演已完全不重要了，因为再过3个多月，北京就将举办第十一届亚运会。这是中国第一次举办综合性国际体育大赛，它也成为改革开放后，中国扩大对外开放与交流合作的标志。
中国为亚运会做了起码整整四年的准备——投资20多亿人民币，在北京新建了大量立交桥和宽敞大马路，对北京的整体市容进行了堪称换血一般的改造，甚至被形容为“继1950年代，兴建人民大会堂等十大建筑以来最大规模的城市建设”。
大规模的重建新建无疑是成功的，第十一届亚运会无论是比赛项目还是参赛人数均超过历次亚运会，是当时亚运会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盛会。
全新的北京城让37个国家和地区的6578名运动员感受到了何谓宾至如归，什么是“发展是硬道理”。全国各地街头巷尾，处处可以听到“我们亚洲，山是高昂的头”；处处可以看到举着奖牌撒丫子奔跑的大熊猫“盼盼”。
震撼最深的无疑是中国台北队的年青运动员与教练们。不少人私底下对赛事工作人员说：“那边天天说大陆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我们到北京一看，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经过16年的努力，中国队在亚运会的金牌总数首次过百，第三次获得亚运会金牌总数第一。
更重要的是，中国居然能拿出20亿元人民币来和“邻居”们共襄盛举。而这其中有大约十分之一是中国人民主动投喂的。
除了崔健的巡演捐款，还有许多爱国巨商为北京亚运会进行了巨额投资。比如霍英东直接捐出1亿港币，成为亚组委的首要贵人。
还有更多人，尤其是孩子们对于亚运捐款爆发出惊人的热诚——第一个捐款者是江苏盐城建湖县五年级小学女生颜海霞，捐出了1块6毛的压岁钱。还有无数才上幼儿园的孩子，他们郑重地将1分钢镚儿捧给了保育员阿姨。
除了捐钱，亚运会期间亚组委登记在册的“义务服务人员”达20万人，而实际“义务服务人员”则超过了40万人。
亚运会甚至让该溜子们心平气和起来。有个真实的段子：俩年轻人对向走在北京街头，无意中互相撞着了。换以往早就摩拳擦掌开始口腔体操加物理切磋，谁知其中一位甩了甩头道：“小子，今天不跟你吵，办亚运会呢！”
这一年，上海终于获批，着手开发开放浦东。
当然了，开发开放啥的是需要大笔资金的。顺理成章地在11月底，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了。
有趣的是，当时上交所首任总经理尉文渊表示，自己所在的交易所筹建组都是“股盲”，无论是李祥瑞（时任交通银行行长）、贺镐圣（时任上海体改办主任）抑或龚浩成（时任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行长），再加上他自己，对证券交易所是怎么回事，怎样把交易场所建起来并有序地运转，并不是很清楚。
甚至就在半年前，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建立上海证券交易所那会儿，他们对什么样的公司可以上市，股票交易如何进行，交易模式应该是什么样的，交易清算应有怎样的程序等一系列实操规范条文，以及交易员培训、会员和席位等规则还是一头雾水。
还有交易场地和交易方式，都处于寻寻觅觅的初级阶段。
最终，前者比照着香港联交所交易大厅的照片，选择了虹口区黄浦路15号浦江饭店。这栋已有170多年历史的欧式老建筑，原名叫礼查饭店，曾是中国最早用上煤气、自来水，电灯，看上电影和西方马戏的海派精华建筑，虽然破败，气势依旧。
交易方式则选择了电脑自动撮合竞价交易系统，即使1990年的上海，银行系统还处在打算盘的初级阶段，只有工商银行有一台IBM的中心机。但电脑无纸化交易已是大势所趋。
还有那面藏在中国证券博物馆里的那面开市铜锣，是筹备组的人从旧货摊上捡来的。
在熬过半年多鸡飞狗跳的筹备阶段后，亚太地区最年轻具活力的新兴证券市场，上海证券交易所，重新敲响了开张的铜锣。
不少媒体兴奋表示：“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新生，标志着社会主义中国开始正式利用股票市场这一工具发展经济，更标志着资本市场也是能够为社会主义中国服务的！”
当然对于曾在世界金融中心浸淫了半个多世纪的上海人而言，“姓资姓社”都不重要，他们的眼里只有那8只股票——上交所开市半个小时后，前市收市时成功成交49笔，当天的上证指数收盘点位是99.98点，中国资本市场的大门彻底打开了。
1990年，我们熟悉的王传福刚刚从中南大学毕业；李书福还在台州做装潢材料厂厂长；尹同跃在一汽-大众的总装车间任劳任怨；魏建军刚刚接管了他叔叔的长城工业公司。
中国汽车产销量终于爬到50万辆左右，刚刚进入快速上升期。
同一时期，一个温州的农民企业家造出了一辆电动车和一辆混动车，提前投身到让无数人瞠目结舌又肃然起敬的造车运动中。
他就是温州怪才叶文贵。
这个只有初中文化的乡镇企业家，曾是老天爷追在他屁股后头求着喂饭的“万柳老爷”。他最神奇的地方在于能自画图纸自制机器，办一家厂火一家厂，进一行赚一行，在1980年代末身价早破千万。
无数人将他视为温州最大的神话和Super Star，相信如果他想，原子弹都不在话下。
叶文贵对原子弹没啥兴趣，一直以来他只有一个小目标：造车。而且要造当年国内闻所未闻的新能源车。
于是，他跑去北上广等大城市，蹲守在汽车厂和研究所门口挖专家，没有一个人愿意跟他翻山越岭地去他老家金乡造车。他甚至放弃了去大北京参加“百位优秀农民企业家”的颁奖仪式，留在温州找各式各样的“星期天工程师”进行切磋。
磋来磋去的，叶文贵决定赶鸭子上阵。
他在老家厂房里一通宵一通宵地啃资料查书籍画图纸磨配件敲车壳……熬不下去就喝茅台解乏。在灌下N瓶茅台后，真造出了中国第一辆电动汽车——手工耿都得叫一声老祖宗。叶文贵将这辆车命名为“叶丰1号”，叶文贵的“叶”，大丰收的“丰”。
很快地，“叶丰1号”拿到了国家级新产品证书。但叶文贵认为这个小目标完成得并不好，不仅因为“叶丰1号”长得磕碜了些，舒适度差了些，发动机反应慢了些，更关键的，是汽车电池寿命短，续航能力差：充电8小时，续航里程200公里。
叶文贵决定去海的那头实地考察一下，看看能否有解。美国同僚则给了他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
好消息是，“叶丰1号”的200公里续航已经属于世界领先水平；坏消息是，纯电动汽车电池寿命短、续航能力差是当时电动汽车研究者的共同死穴。
1990年10月，全国各地好消息坏消息不断冒出的当口，叶文贵悄咪咪地推出了混动汽车“叶丰2号”。很快地，这辆车就上了当时中国汽车研讨会的头条。
但彼时的叶文贵已站在一条细钢索上——为了造车，他将之前积攒下来的千万身家全部花光，速度之快，想必蔚小理们应该感同身受。更可怕的是，叶文贵发现他还能造更好的新能源车，比如跑起来更丝滑，续航更持久，性能更优异的“叶丰3号”。
虽然很快地，深圳有人拿出五千万，支持他去东南沿海发展；美国有汽车专家愿意带他去海的那头海阔天空深度合作……但由于各种各样的主观与客观原因，两次联姻都以失败告终。
叶文贵没有怪任何人，因为烧钱造车是他个人选择。况且，他真造出了3台新能源车，一台更比一台强。因此无论有没有钱，他的新能源造车梦的确都实现了。
1995年5月，资金链彻底断裂的叶文贵，将三辆“叶丰”牌锁进自家车库，在老家过上了半隐居生活。
2年后，丰田普锐斯轰动世界，一年卖出1.8万辆。
1990年，欧共体取消了上一年对中国采取的限制措施，恢复同中国的正常关系；
麦当劳终于进入中国，在深圳开出了第一家店；
中国的独身男性已是独身女性的15倍。社会学家李银河调查发现：大城市中产里已经出现不少丁克家庭；
整容开始成为风尚。中国男人向往着能有阿兰·德龙的下巴，女人们则期望拥有英格丽·褒曼的同款鼻子；
1990年，社会激变着，中国人的危机意识日益加强，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遗忘三种东西：“共识”、“秩序”与“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