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 | 沈永言
整理 | 葛帮宁
编辑 | 李国政
出品 | 帮宁工作室（gbngzs）
| 编者按
据新华社消息，江泽民同志患白血病合并多脏器功能衰竭，抢救无效，于2022年11月30日12时13分在上海逝世，享年96岁。
这位党的第三代领导人，自1954年至1962年，在一汽工作8年，度过了从28岁至36岁的青春年华。新华社写道：
“一九五四年，国家在长春兴建第一汽车制造厂，需要大批专业技术干部和管理干部，江泽民应调前往，一九五五年赴苏联莫斯科斯大林汽车制造厂实习。一九五六年回国后，江泽民任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动力处副处长、副总动力师、动力分厂厂长。一九六二年，江泽民调任第一机械工业部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副所长，负责该所科研领导工作。”
担任总书记后，江泽民曾这样回忆这段一汽岁月：“我想，人生能有几个8年啊！20多岁以前都在学校里念书，我今年已经60多岁了，念书毕业以后有六分之一的时间是在第一汽车制造厂度过的……这8年时间，可以说把我的最好的年华都献给了一汽事业。所以，直到今天，我仍然十分怀念在一汽度过的这段时光。”
江泽民也非常关心东风公司的发展。1999年5月25日至28日，在东风公司最困难之际，江泽民视察东风公司十堰、襄樊、武汉三大基地，充分肯定东风公司30年建设取得的成就，对东风公司当时及今后发展作出重要指示，题辞寄语东风人“弘扬创业精神，重铸东风辉煌”。
那次视察为东风公司解决了四大问题：其一，计划采购2万辆军车，总货款15亿元；其二，确认襄樊轻型车立项，解决了“户口”问题；其三，促成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99年7月15日在上海上市，募集资金15亿多元；其四，实现债转股72亿余元，其中十堰及襄樊老基地46.4亿元，神龙公司23.4亿元，其他公司2亿多元。
这一系列扶持措施，对东风公司后来的发展至关重要，助推东风公司当年实现扭亏为盈，2000年赢利13亿元，东风公司迎来新的曙光。
一汽老领导沈永言曾对笔者讲述江泽民的汽车情结。沈老1927年出生在浙江嘉兴，从浙江大学电机系毕业后，进入中国汽车工业筹备组，随后被分配去支援一汽建设。在一汽42年，历任一汽动力分厂厂长、一汽副厂长等职。2022年7月29日在长春病逝。
沈永言与江泽民于1956年在一汽相识、相交、相知。此过程中，他们建立了跨世纪的情谊，并一直保持热线联络。
2006年10月，在一汽档案馆编著的《江泽民在一汽的岁月》一书中，沈永言写到：“我在与他的交往中，目睹了他从一个普通的基层干部，到担任我们党的总书记走过的历程……49年来，无论职务怎样变迁，他对老朋友的情谊，对一汽的关爱，只有浓缩，没有改变……49年来，他一直以老朋友的情感同我交往，向我叙述他的快乐与烦恼，听取我对他各方面工作的意见……”
本篇口述访谈时间是2012年6月8日，地点在位于长春市绿园区创业大街1447号的花园酒店。本文所涉及史料，部分来自《江泽民在一汽的岁月》（一汽档案馆2006年编）、《第一汽车集团报》（2009年2月13日）和《永恒的记忆》（刘人伟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2011年月1月出版）。
本文部分图片由张学东、潘成提供，在此谨致谢意。
▍初识江泽民
可能很多人并不知道，在苏联援助中国的156个项目中，实际上一汽有两个项目：一是建汽车厂，二是建一汽的电厂。
电厂是单独项目。这个项目由苏联电力部援建，对接口是一汽。为何是一汽，这可能与苏联援建专家基列夫有关，他在苏联也主管斯大林汽车厂的电厂。
我的任务是，按照图纸要求，让一汽电厂同东北大电网连接——需要穿过中东铁路。这也是个大工程，我去找吉林市电力局，到那里学铁塔设计。施工很麻烦，没有吊车，只好用土办法，靠绞盘来升降。
1953年底，我到重庆九龙坡电厂学习。这个厂动工比我们早，由中南电力安装公司承包。对我们来说，电厂怎么建——资料分多少部、分多少项，也不知道。那时还没有复印机这些新玩意儿，我就下狠心，把中南电力安装公司给九龙坡电厂做的预算书从第一页抄到最后一页，不分白天晚上，整整抄了一个多礼拜。
本来，一汽电厂由上海新中公司旗下的华东第一安装公司承包安装。当时新中公司非常有名，但办事效率不高，后来改由中南电力公司安装，华东第一安装公司只承包安装了一汽的小部分。
1954年5月4日，铸工车间开工。作为汽车生产的第一道工序，铸工车间是瓶子口。同时，确定1956年3月26日开炉试生产。难度很大。铸工车间到处都是管道和控制设备，厂房高达13米，分为3层，地下还有6米深的配砂系统。
为配合安装，厂里专门下发红头文件：任命沈永言为铸工一车间安装动力师。从那天开始，我离开动力处，借调到铸工一车间上班。
铸工车间主任是李子政，还有个老总工程师，叫孙以鋆，是铸造专家。孙的历史背景更复杂，现已去世。其业务能力和组织能力都很强，深得李子政的信任。
铸工车间的动力设备都在国内采购，安装图纸由苏联提供，所以双方经常会有争议。我白天在现场协调解决问题，忙得不可开交。晚上就住在现场工段办公室里，连夜奋战。
为了在1956年3月26日生产出第一炉铁水，我们3天3夜没有合眼。困到什么程度？有个新来的配合我工作的大学生，早上吃馒头，吃着吃着就睡着了。但没有人抱怨，谁也不觉得累，大家都为出炉水而自豪。
随基列夫一起来现场的，除翻译刘人伟外，还有一个穿着蓝大褂、戴着黑宽边眼镜、浑身洋溢着学者风度的年轻人。我站在冲天炉旁边，第一眼看到他，顿觉眼前一亮。刘人伟向我介绍说，他叫江泽民，刚从苏联李哈乔夫汽车厂实习回来（注：1956年回国后，江泽民任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动力处副处长、副总动力师、动力分厂厂长）。
我早就听说处里要来一位革命资历很深又有业务专长的领导。江泽民没等刘人伟介绍完，就走上前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说，他到处里就听说了我的名字，都说我很能干，能吃苦。
我也早就听说你了。我说。
说罢，我们俩不约而同地哈哈大笑。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江泽民。出炉水当天，厂领导、苏联专家和江泽民都赶来看望我们。基列夫说，你们辛苦了。我们累得嗓子都哑了，一句话也讲不出来。
之后，江泽民经常来找我，我带他参观铸工车间，介绍铸造设备动力安装情况。他也给我讲苏联李哈乔夫汽车厂的动力生产和管理情况，还向我询问自建厂初期以来动力系统的安装情况。不知不觉中，我们成为好朋友。
很快，我就结束了铸造的动力设备安装工作。江泽民通知我回动力处，调我担任动力处动力科科长。这个职务正是他在苏联李哈乔夫汽车厂实习时的职务。江泽民把他在苏联实习时记下的5大本实习笔记本送给了我。
这几本笔记本用报纸包了好几层，除记录李哈乔夫汽车厂的动能管理情况外，还有江泽民实习时的心得体会。同时，他还向我介绍李哈乔夫汽车厂如何注意动能节约，比如怎么改进动力阀门等。
江泽民兼任处里的党支部书记，他对我很关心。我从青少年起就对党充满向往，大学毕业后，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怀着开创汽车工业的理想来到汽车工业筹备组，并加入中国共青团。但由于家庭出生原因，我一直觉得自己距离党很遥远。江泽民通过谈心和各种方式，让我放下思想包袱，提高对党的认识，并指定动力科支委杨时平对我进行具体帮助。
经过一段时间考察，组织部的组织科长找我谈话。他说，我们查了你的历史，你的家庭出生不是资本家，应该是高级职员。因此，我后来填写家庭出生时都是高级职员。1956年底，动力处全体党员一致同意我入党。
▍“赶庙会”和“超声波”
1958年，在大跃进浪潮中，一汽提出“乘东风、展红旗，造出高级轿车去见毛主席”的口号。为了早日生产出红旗高级轿车，一汽打破一切常规，将红旗轿车2000多个零部件的图纸，摆放在厂内中央大道两旁，用“赶庙会”的方式，让各个车间前来认领。
动力处是后方非生产单位，主要负责全厂动力供应和动力设备的管理，没有机械加工手段，但江泽民却兴致勃勃带着我和几位老师傅去“赶庙会”。看到红旗零部件一个个地被大家抢走，他再也按捺不住，跟我们几人商量说，咱们也抢一个，说什么也不能成轿车生产的空白点。
大家都表示赞同。我们本来想抢点火线圈，但考虑到绕线圈虽然没问题，但对浸滤没把握，只好作罢。最后，我们抢了个点火开关，拿到电修车间跟老师傅们一起敲打，保质保量地完成了任务。
难能可贵的是，在轰轰烈烈的运动浪潮中，江泽民都保持冷静的头脑。1960年大跃进后期，在大搞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中，一汽出现了大搞“超声波”的现象。
所谓“超声波”，就是拿一根金属管子，一头砸扁，焊上一个薄铁片，另一头接上压缩空气，一吹，震耳尖叫，这就是“超声波”。有人还说，这种“超声波”可以提高零件质量，节约冷却油、冷却液，包治企业生产百病。用在生活中，可使炸出的油条和蒸出的馒头个头更大，味道更香。
一汽各单位还下了指标，每个车间每天都要搞几十个，甚至上百个。一时间，厂房里一片刺耳的压缩尖叫声。江泽民看到这些，总是摇着头，忧虑地对我说：不行，不行，这样搞不对。
他还从图书馆借来一本英国人写的《超声波工程学》给我看。他说，超声波是好东西，几十年前人家就搞了，我们搞得完全不是那么回事，这是对压缩空气和金属材料的严重浪费。
“超声波”现象越来越严重，江泽民忧心忡忡。有一次他对我说：“不能再这样下去！现在我们的压缩空气已经由6个大气压降为4个。再这样下去，我们动力分厂就垮了。”
于是，他先把我们厂一台1.2万千瓦发电机安装的超声波撤掉，并到车间和班组里去做工作，尽可能地让大家不要跟风。我记得很清楚，有一次我跟他去机电分厂，当分厂领导兴致勃勃地跟我们讲搞了多少超声波、还要搞多少时，江泽民打断他，让他认真检查一下超声波的实际质量。他还耐心地对这位负责人讲，任何事物都不能单纯追求数量。
还有一次，我跟他去看利用超声波炸油条表演。表演完毕，江泽民建议说，不用超声波，直接用压缩空气吹再试试。试完，他让大家比较两者有什么不一样。大家都说，看不出有什么不同。他用事实来教育大家对超声波保持清醒的认识。
同时，他冒着被戴上右倾帽子的风险，向厂里写报告，反映基层的实际情况，终于使超声波浪潮在较短时间内被停止。
▍烧油工程大会战
最让江泽民引以为自豪的是烧油工程。此前几年，他以烧油工程为主线，写了一首长诗，风格有点像毛泽东的《长征》，但更长。这首诗把烧油工程形象地表达出来，并讲述了江泽民如何度过奋战的3个月。
别人如果不清楚烧油工程的历史，可能看不太懂，因此，我在他的诗下面附加了“注”。整个内容刊发在2009年2月13日《第一汽车集团报》第一版。
燃油工程于1961年秋天进行，是一汽建厂以来最大的技术改造项目。所谓燃油工程，是将原来热电站燃料系统进行改造，在保留原有燃煤系统的情况下，重新设计和安装燃油系统。
当时正是“三年自然灾害”中最严重的一年，全国煤炭供应紧张，一汽生产处于半停产状态（全年共生产解放牌1000多辆）。全厂职工下班后都分小组讨论“吃得饱”还是“基本吃饱”等问题。
在寒冬到来之际，动力分厂热电站用煤处于断粮边缘，如果不能解决问题，全厂生产就会瘫痪，而且，无法取暖会让一汽10万职工和家属将无法过冬。时任动力分厂厂长的江泽民深知形势严峻。
另一个背景是，大庆油田开始出油，但由于炼油能力跟不上，原油大量堆积。因此，国家决定大企业动力系统改烧煤为烧油，一方面缓解煤炭供应不足问题，另一方面解决原油堆积问题。
指令下达后，一机部要求一汽用最快的速度，将热电站的燃烧系统进行烧油改造。为此，一机部副部长周建南多次到一汽督战。一汽成立烧油工程指挥部，江泽民担任总指挥。
江泽民找我一起研究，确定会战方案：首先，将动力分厂内部的技术力量进行调配，将生产技术科副科长周怀飞和清华大学毕业生单文昌等技术骨干抽出来，全力参加会战。其次，我一半负责日常生产，一半参加会战。第三，将热电厂四班三倒的运行方式，改为三班三倒，抽出一个“班”参加会战。
江泽民还派我带队到大庆油田，一方面提出原油用量计划，得到大庆认可；另一方面让我参加原油性质讲座，深入了解原油性能，掌握原油在燃烧过程中的变化，使工程改造能适应原油燃烧的特性。
在土建施工进点前，我们成立“燃烧小组”，拿出一台锅炉，对改造燃烧方式进行试验。
燃油工程开始时，由基建处处长曹新最早带着土建队伍进点。曹新是从白洋淀里走出来的抗日英雄，是电影《小兵张嘎》里那位机智勇敢的侦察员罗金宝的原型人物。作为参加冀中抗日百步穿杨的神枪手，他一身铮铮铁骨，所带队伍敢打敢拼。
进点后，江泽民白天黑夜和曹新一起，哪里有问题，就到哪里解决。晚上，两人一起从工地回来，住在办公室里，结下深厚的战斗友谊。
担任党的总书记后，江泽民还一直想着他。30多年后，江泽民在中南海接见一汽厂领导时，还回忆起这段历史。他说，我不是文学家，若是文学家，准能写一本书。临别时，他让厂领导回去后向曹新问好。后来，他到一汽视察，见到曹新，对他说：“1961年的燃油工程是我们一起搞的，我是总指挥，你管土建……”
当时在工地上施工的土建和设备安装队伍近200人，高潮时有上千人。整个会战有许多关键节点，其中最为关键的是4个1000立方米、离地10米高的油罐怎么竖起来。按照常规，需要先搭脚手架，再一片钢板接一片钢板往上焊，这样进度慢，质量也差。
江泽民围着工地转来转去，去找技术员和工人商量，还想到大庆擅长石油工业，经常接触这类工作，于是带队到大庆取经，还邀请张昭明工程师带队的焊工队伍来一汽参加会战。
在现场，张昭明改高空作业为平地作业，将钢板放在平地上焊，然后用卷扬机卷起来，再将剩下的一条立缝对起来焊。这样，一个筒状大罐就竖起来了，速度快，质量也好。
经过3个半月的日夜会战，燃油工程如期完成。2009年，一汽档案馆在馆藏基建档案和动能分公司档案里，查到一些当时江泽民写的工作计划、燃油工程中的部分意见和批示，便将这些档案复印件寄给他。他阅后，感触很深，提笔写了回忆文章和长诗。
回忆四十七年前，煤矿萎缩。时近九月，天气逐渐寒冷，满腹愁肠。一机部确定一汽等单位作为第一批改烧原油，我们即派沈永言同志去大庆求援落实供油计划。顿时开辟战场，大庆张昭明工程师率领玉门油矿二十位年轻女工，俯焊钢板，卷起吊立，散开焊缝，迅速成罐。三天即焊成一个1000立方米的油罐。
先用煤油做渗漏试验，接着在打水压的过程中，由于忘开透气阀而急于排水，一声巨响，罐顶凹塌。所幸及时采取了措施。一汽各车间主动支持，上千人三天内完成矿渣棉保温层。栈桥鹤管共计三百米，首次原油车来，由于黏度过高，卸不下油，最后运用蒸汽融化，终于解决了问题。
九月八日开工，十一月二十五日竣工，总共只用了七十七天。副总指挥曹新同志与我，同参加会战的全体同志同吃、同住、同劳动，印象深刻。全厂十几万员工和家属，终于度过了一个温暖的冬季。这是一段难忘的，活生生的历史，我们必须牢记。回忆张观、周怀飞、柳殿栋均已先后作古，不胜感慨系之。
江泽民 二00九年元月十六日
▍34年的牵挂
1988年，江泽民时任上海市市委书记。有一天，他突然打电话给我，问苏联特莱霍夫所著的《机械制造厂电能的合理使用》一书和译稿是否还在。
我一下子回答不出来。译稿是江泽民于1965年底寄给我的，让我帮忙校对。但没多久，时局发生重大变化，我家从一个两居室单元房变成一居室单元房，由于太过拥挤，搬家时，我妻子杨维就把许多外文书给卖掉了。后来，我又搬了两次家。时隔久远，他重提这本书，我在电话里回答说，得找找看。
这本书有个故事。它是江泽民在李哈乔夫汽车厂实习时的导师、苏联电气专家M.H.特莱霍夫所著。1956年5月，江泽民结束为期一年的实习，告别时，导师将这本书赠送给他，希望这本书能在中国出版，为中国同行所用。
江泽民始终把这件事记在心上。回国后，正赶上出车前夕，工作十分紧张；紧接着反右、大跃进、大炼钢铁，然后上红旗，大搞技术革新；再就是困难时期，烧油工程……他一直没有时间翻译。
1962年，他调任上海电器研究所工作，经常出国到世界各地参加学术会议和学术交流，但他仍然挤出时间，把书译成中文。可以想像，在当时中苏大论战的背景下，翻译一位苏联专家的著作需要何等的勇气和眼光。
1965年底，他将原著和译好的中文稿一起寄给我，让我校对。但我刚开始校对，文革爆发，书稿搁浅。接到电话后，我赶紧在书柜里找。幸运的是，中文稿找到了。原来是我妻子卖书时，看到书稿上一页页清秀的字迹，便偷偷保留下来，使它幸免于难。
但特莱霍夫写的原书却找不到了。我立刻打电话给江泽民说，书稿还在，但书没有了。
“书稿在就好办，书我来想办法解决。”江泽民长出一口气。特莱霍夫已去世多年，江泽民便托付中汽公司常驻俄罗斯代表、基列夫在一汽时的翻译刘人伟，通过基列夫找到一本原著给我，让我继续校对。
校对到一半时，江泽民担任党的总书记。我又一次把书稿搁下。但不久，我又接到江泽民的电话。他问我，老沈，书稿校对得怎么样？
这大大出乎我的意料。我惊讶地问，你都当总书记了，还出这本书干什么？
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江泽民回答说，它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我赶紧抓紧时间校对，同时请第九设计院的老同志把文字、标点符号规范化，并帮助把书中的一些插图制成铜版。
按照江泽民的交代，我把书稿寄给上海翻译出版公司。其总经理表示：“我一定像印毛主席著作一样印这本书。”
一个月后，该书中文译书出版。上海翻译出版公司打算寄400元稿费给我。我说，钱我不需要，请你给我100本书吧。
收到书后，我送给一汽动力厂新老动力师人手一本。剩下的，除给一汽档案馆和自己留底外，全交给第九设计院。
后来，一位写江泽民传记的美国记者来采访我，他问，书稿是江泽民亲自翻译的吗？
我回答说，是他亲自翻译的。书稿有三分之二是江泽民亲自抄写的，有三分之一是他妹妹帮助抄写的。
从1956年江泽民受托接过这本书，到1990年其中文译本面世，这中间历经了34年的风云变幻。
▍三回一汽，欲寻陈迹都迷
担任总书记后，江泽民先后3次回一汽视察，分别是1991年、1995年和2000年。这3次他都邀请部分老同志到他住的南湖宾馆畅谈。
1991年1月11日，江泽民从吉林市到一汽。来长春前一天，他从吉林市给我打来电话，说第二天到长春后，他要休息一个晚上，让我列10位老同志名单，到南湖宾馆见面。
第二天，他视察完一汽后，我们坐面包车来到南湖宾馆。看到久别的老同志，他非常高兴，和大家一一握手，还掐着手指头算有多少年未见面，以及每人的生辰八字等。然后满面笑容地对大家说，今天咱们不谈政事，就是叙旧，唠唠家常。
坐下来后，他问起每位老同志的身体、爱人和孩子的情况。这一谈，打消了老同志们的顾虑，大家都很放松，仿佛面对的仍是多年前朝夕相处、一起工作时的那个谈笑风生的江泽民。
江泽民第二次视察一汽是在1995年6月25日。当天，我们在一汽厂里见面后，晚上，他又邀请黄兆銮夫妇、我及爱人到南湖宾馆相聚。
黄兆銮是江泽民的老朋友，也是他唱京戏的老搭档。他们一起在苏联实习，经常一起登台演出。黄兆銮操琴，江泽民唱，一拉一唱，非常默契。他那次还特意叮嘱黄兆銮把京胡带上。
当晚我们如约而至。王冶坪（江泽民夫人）也在。我们3对夫妻，聊了一阵家常后，江泽民马上和黄兆銮一拉一唱起来，一会儿是黄兆銮拉琴，江泽民唱；一会儿是江泽民拉琴，黄兆銮唱。唱的仍是他们常唱的老段子《捉放曹》和《钓金龟》。他俩唱一阵子，还自我欣赏一阵。
3位女士为他们捧场，我给他俩录音。江泽民唱得很痛快，拉得也很得意。临别时，他把录的磁带都拿走了。
江泽民每次来一汽，都像回家一样兴奋和放松。他曾多次在不同场合说“我也是一汽人”。他还说，我最好的年华是在一汽度过的，因此，非常珍惜来一汽的时光，珍视和一汽老同志的相聚。每次来，他都抽出一个晚上，专门和这些老同志叙旧。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我要休息一下，消遣消遣。
2000年8月25日，江泽民第三次到一汽。他先在接待室里，听取了时任一汽集团总经理竺延风关于生产经营情况和迎接加入世贸组织挑战对策的汇报。接着就走进另一间接待室，与等候在此的19位老同志见面。他同大家一一握手，关切地询问他们的身体生活情况。
见到曹新时，他又一次回忆起困难时期搞烧油工程的情景。同我握手时，他对大家说，我们经常通电话。并笑着对我说，看到你身体很健康，非常高兴。
江泽民让大家坐定，激动地说，见到这么多老同志，看到今日的一汽，心情非常激动，这使我想起王安石的两首六言诗。说完，他还兴致勃勃地朗诵起来：
朗诵完，他一句一句给大家解释这两首诗的意思。他说，王安石是宋朝著名的改革家，16岁时随父亲到京城汴京，即现在的河南开封，曾随父亲游西太一宫。30年后，王安石故地重游，满怀豪情壮志，即兴吟诗，并题在墙上……
当解释到第二首诗时，江泽民感慨地对大家说，我现在来一汽，是真正的欲寻陈迹都迷了。他的话，使大家沉浸在对往昔美好岁月的回忆中。
江泽民还运用王安石诗的意境和音韵，和诗两首：
和王安石诗 （再访长春）庚辰年七月
柳绿花红云淡，群英奋战方酣。
南海碧波秋水，依稀梦到岭南。
他把这首诗朗诵给老同志听，还一边做解释，如“南海”指“中南海”；“岭南”指1954年他到苏联实习前，一汽在长春市南岭举办的俄语学习班。他说，把南岭称为岭南，是为了诗中押韵。这首诗进一步表达了他对一汽的感情。
当天晚上，江泽民邀请黄兆銮夫妇、我和爱人到南湖宾馆叙旧。刚见面，我就给他汇报了一件事：原一汽副厂长，后调任重型汽车工业公司副董事长柳殿栋的爱人打电话，说柳殿栋病重在济南住院，因为重汽公司资金困难，无力支付医疗费，柳殿栋的手术治疗有困难。她希望我向江泽民反映情况，请求支持。
江泽民听后，立刻安排打电话给山东省委，请他们给予解决。不一会儿，山东省委书记吴官正来电话表示，请总书记放心，省委一定负责好柳殿栋的治疗问题。
江泽民听后，意味深长地说，看来，问题能解决，柳殿栋是38年的老革命……
黄兆銮接着问，这样的情况多了，这种事你了解多少？
我常同老沈通电话，这样的事我是了解的。江泽民说完，又深思良久。
我想，他可能是在思考，一个他认识的柳殿栋的治疗问题解决了，但怎样解决其他有困难的同志的治疗问题呢？
离开一汽前，江泽民把吟诵的六言诗送给老朋友做纪念。他在空白处写到：“这次来长春，看到一汽蓬勃发展，新人辈出，前景喜人，甚为欣慰。今日一汽，已非昔日面貌，欲寻陈迹都迷。忆宋朝王安石诗一首，送各位老同志留念。”
▍“永恒的记忆”
2009年，已经卸任的江泽民再次回到一汽，这次他比较轻松。他在南湖宾馆见了很多老同志，还写了一首诗赠送给我，我一直挂在家里。2010年，他邀请老同志到北京聚会，那次规模较大。他说，这次我自己花钱请大家过来。
事隔不久，他打电话给我。他说，我总感觉还应该给基列夫做点什么事情。
我也感觉关于一汽建厂时苏联专家的作用的资料太少，值得写。便说，我负责联系翻译刘人伟，请他分别到一汽、东风和南汽采访，再去俄罗斯采访，让他来写。
联系上刘人伟后，我说明来意。他马上回复：行，我来写。
基列夫全名尼古拉·雅科夫列维奇·基列夫，1954年1月担任一汽建设总动力专家，在一汽4年，为一汽建设倾注了大量心血。
1957年，基列夫返回苏联后，他的心时刻与中国连接在一起。即使是在中苏关系恶化时，他内心也藏着对中国的深情。32年后，即1989年5月，中苏关系正常化后，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便想邀请基列夫到中国参观访问。
刘人伟很快与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联系，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基列夫行程基本敲定。江泽民叮嘱刘人伟夫妇全程陪同，同时邀请陈祖涛夫妇一起陪同。基列夫到一汽参观时，由我陪同。
像基列夫这样的苏联专家，曾经全心全意援助一汽。苏联政变后，他一夜之间变成赤贫，一个月的养老费只够买一个面包。1996年，基列夫去世。
经过一年多的追寻走访，由江泽民定名、题名并作序的《永恒的记忆——苏联专家基列夫的中国情结》一书首发式，于2010年11月7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
按照之前我跟江泽民的协商，这本书写完后由一汽档案馆出版。外交部知道后——由于基列夫跟江泽民保持密切交往，我国驻苏联的几任大使都去过基列夫的家，他们说，书交给我们来出吧。
首发式很隆重。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中方主席华建敏出席，外交部副部长宋涛、中国国际战略学会常务理事杨晖、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新闻出版界人士、俄罗斯驻华大使拉佐夫、基列夫女儿等百余人参加。
这本书后来被翻译成俄文版，在俄罗斯也做了发布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