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家聚焦共富政策的当下，从中国大地上茁壮生长起来的互联网公司，参与到共同富裕的使命愿景中，也是其所需履行的社会责任。
日前，年内不断减持京东集团股份，并已辞去多个京东系公司要职的刘强东，以一封突然发布的全员信，不期然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
这封内部信，其表达的主题和发布时机，其实颇堪寻味。
刘强东的内部全员信，表达了三条措施：
一是从2023年1月1日起，为京东收购的快递公司德邦员工购买五险一金。据说德邦有员工十多万人，为缴纳每人每月的五险一金，仅公司部分就要承担2000多元，这相当于每年京东要多支出20多亿元。
二是京东拿出100亿元人民币，为基层员工设立“住房保障基金”，为包括快递和客服在内的工作满五年以上员工购房，提供无息贷款。
三是刘强东个人捐款一亿人民币，加上京东捐款，扩充“员工子女救助基金”，在职员工若丧失劳动能力或失去生命，孩子将由基金抚养，最长可达22周岁，直至大学毕业。
就互联网大厂而言，腾讯去年先是4月19日投入500亿元启动“可持续社会价值创新”战略，然后8月18日宣布再增500亿元资金，启动“共同富裕专项计划”，将在“乡村振兴、低收入人群增收、基层医疗体系完善、教育均衡发展等民生领域”提供助力，并表示将充分发挥企业在“三次分配”中的主观能动性，在增进社会福祉、助力共同富裕方面进行持续探索。
阿里则在去年9月3日，宣布成立助力共同富裕工作小组，将在2025年前累计投入1000亿元，助力共同富裕。一天后的9月4日，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宣布进行战略升级，全面聚焦于三大方向：践行共同富裕、助力乡村振兴、积极投身建设绿水青山。
美团、字节跳动、快手等企业，也纷纷就共同富裕主题积极表态。
“共富”已成为众多互联网平台公司转型探索的标配之一，刘强东这次发布全员信，应该算是京东一次迟到的正式回应。
京东和腾讯阿里等不同的“共富”做法，有着鲜明的京东企业底色。作为一家有54万员工、以配送快速准确著称的电商公司，京东有数十万计的一线运输员工，可以说正是这些由千千万万普通人组成的配送铁军，构成了京东帝国能顺利运转的坚实基石。
因此，从外部第三方视角来看，刘强东在其管理权限内对京东员工采取激励措施，鼓励基层员工参与分享企业发展的物质和精神成果，客观上值得鼓励。
相较之下，以腾讯阿里等为代表的平台公司的新时期创新实验，更多是基于自身数字属性和业务基因，对平台外部社会做超越于短期盈利之上的公益探索，京东的做法，看起来则是面向公司内部员工的“共富”实践。
不过，舆论也出现了不同声音。对“京东集团副总监以上以及相对应的P/T序列以上全部高级管理人员，现金薪酬全部降低10%至20%不等，职位越高降得越多”的做法，有观点表示质疑，认为这本质上是一种收入的内部转移分配，是压低中高管理层的薪酬所得。
有研究显示，身为京东集团创始人，刘强东2021年仅在两家从京东分出去的公司身上就拿到了巨额薪酬。其中京东健康拿到了2.28亿元年薪，占京东健康全体员工总薪酬的22.75%；在京东物流拿到了1.35亿元年薪，占员工总薪酬的0.45%；这两笔收入均为股份酬金，加起来可以排到2021年全中国高管个人薪酬榜的第三名。实际上这两家公司2021年均处于亏损状态，其中京东健康亏损170.72亿元。
这一高管天量薪酬的情况，最近在威马汽车上也有显现。财务数据显示，2021年威马员工中人数最多的制造岗位员工，薪酬总额2.01亿元。同期销售人员的薪酬总额为1.55亿元，研发人员薪酬总额为2.74亿元，共计6.3亿元。而高管层在内的行政人员薪酬合计21.06亿元，其中仅沈晖一人就高达12.62亿元，占到威马2021全年47.43亿元总营收的1/4。此事一经披露，即引发外界强烈争议。
创始人包括高管团队的薪酬及激励情况，本质上事涉一家公司的内部治理结构，更多属于董事会的决策事项。不过，在一个观念越来越多元化的社会里，由此引发不同看法，也是题中应有之义。客观来看，从1980年代开始，高管薪酬占薪酬总额比重越来越高，这也引发了公众的关注和学术界的重视。
其实，无论是公司治理框架下的董事会责权、包括高管在内的薪酬结构，还是社会责任框架下的劳工管理和人力资源发展，都是目前正广受关注的企业ESG理论关注的重要课题。
如何看待这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突然跃升出来的新现象，正迫切需要实业界和学术界的答疑解惑。
客观来说，互联网平台公司确实是中国40年改革开放政策的最大受益者。在国家聚焦共富政策的当下，从中国大地上茁壮生长起来的互联网公司，参与到共同富裕的使命愿景中，也是其所需履行的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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