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知道，在一年前，印度还只能生产比中国落后1-2代的iPhone，而现在，印度已经可以和中国同步量产最新款的iPhone14系列手机，因为中国苹果代工厂的疫情影响，这款手机的产量大幅下降，导致市场上一机难求，价格暴涨。
2017年，台资工厂伟创在印度组装出了第一部iPhone，其透露出的信号是不言而喻的。在2020年，印度产iPhone仅占其全球产量的1.3%，到2021年上升到3.1%，预计2022年将进一步上升到5%以上，而根据摩根大通的预测，预计到2025年，苹果约有25%的iPhone将在印度组装。
分析师们还预计，到2025年，包括Mac、iPad、Apple Watch和AirPods在内的所有苹果产品将有约25%在中国以外生产，目前这个比例为5%。同时，越南将生产20%的iPad和Apple Watch、5%的MacBook以及65%的AirPods。
据推测目前富士康在印度的iPhone组装业务有2万多名员工。但据路透社的最新报道，由于富士康中国工厂的产能最近遇到一些问题，富士康计划在印度大幅扩员，报道称富士康未来两年将在其印度南部的工厂增加5.3万名工人，员工总数将达到7万。
该工厂位于印度东南沿海城市金奈市(Chennai）的一条河边。此前有媒体报道称，印度企业塔塔集团（Tata Group）正与纬创谈判成立一家合资企业，以便在印度组装更多iPhone。
2021年，中国生产了全世界67%的手机，紧随其后的印度和越南分别生产了全世界16%和10%的手机。印度政府向进口的智能手机征收20%的进口税，如果苹果透过富士康在印度设厂制造手机，就可以避免这个税项。
印度工人的工资大概比中国便宜约三分之一。苹果的竞争对手三星已将印度确定为关键的全球制造中心，并在印度建立了其最大的工厂之一。目前在中国市场处于领先地位的小米及其竞争对手OPPO、vivo和OnePlus等，也在印度组装了大量手机。谷歌也计划将Pixel智能手机的部分生产转移到印度。
印度开始大量生产iPhone，对中国来说，将意味着什么？我最近大概查阅了十几本关于苹果和印度的中外书籍，还有20几篇国外英文相关报道。
通过大量的数据和案例研究发现，竞争苹果和富士康这样的工厂落户，早就不是简单的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这样简单的维度，而是更加看重响应速度、供应链配套成熟度、本地市场大小等因素。
印度工厂对中国影响多大？“我们做制造业的方式是，观察所有国家，看看每个国家都有哪些技能，我们挑选最好的。”苹果CEO蒂姆－库克在2019年说道。对于苹果挑选工厂来说，它最在意是否能够快速扩张和缩小工厂的规模，以及附近是否有强大的供应链配套。
苹果公布的2020年全球200大供应商当中，据估算一共有610个工厂参与了苹果产品的制造。其中位于中国大陆的工厂有259个，排名世界第一，其他日本有96个工厂，美国有49个工厂，中国台湾有37个工厂，韩国有30个工厂，越南有23个工厂，泰国有19个工厂，菲律宾有17个工厂，马来西亚有15个工厂，新加坡有14个工厂，印度有9个工厂。而苹果在欧洲只有21个供应商工厂，在南美只有7个。
可以看出，中国大陆在苹果供应链上的地位在短期内很难被撼动。我曾经与一位熟识苹果供应链的很大的对冲基金投资人交流，他们预测，就算苹果完全下定决心，苹果供应链要想从中国迁出，至少需要10年时间。
相对于中国，印度最大的优势是其充足的年轻人口数量和低廉的人力成本。根据联合国的预测，到2023年，印度将正式超越中国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同时印度人口的出生率远高于中国。
印度人口结构：0-14岁人口占人口比例31.2% ，15-64岁人口占63.6% ，65岁以上人口仅占5.3%，人口年龄中位数为25.1 岁，印度的人口结构优于正老龄化的中国。
然而我们并不能简单地把印度的14亿人和中国的14亿人做数字上的类比。中国是一个有2000年统一历史的国家，全国90%以上的人口都说汉语且是同一民族。
但印度在文化上还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正如新加坡国父李光耀形容的，“在印度，如果你说英语，那么12亿人口当中只有2亿人听得懂你在说什么。
如果你会说印地语，那你就能争取到约5亿听众。如果你只会说泰米尔语，那你的听众就只有约6000万人。”
因此李光耀得出结论“我们不能把中国和印度两大文明相提并论。若问印度是否能取得和中国一样的成就，就如同问能不能把苹果变成橙子。因两国根本上的区别而产生的不同结果，也相当明显。一个能迅速将事情办妥，另一个则口沫横飞，却少有付诸行动的意志或魄力。印度就是不具备中国那样的决心和专心致志。”
在iPhone这样售价高达数百美金的昂贵电子产品当中，劳动力成本所占的比例微乎其微，换句话说，印度的劳动力成本虽然比中国要至少便宜五分之一，但是其带来的比较优势并不明显——也许在纺织品、制鞋等低货值商品当中，劳动力成本低，比较优势更敏感，但是iPhone显然对此并不敏感。
一位长期研究印度的专家向我分析了印度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印度这个国家要说劳动力资源，世界第一，但是仔细看印度的产业，劳动密集型工业比如纺织、玩具、电子组装都没有发展起来，反而是制药、钢铁、化工这些资本密集型但是不需要太多劳动力的产业发展起来了。他分析道印度的劳动力看似便宜，但是实则对企业来说综合成本极高。
因为印度独立的时候是靠一帮本土精英，通过法律和政治的手段，把英国人“请”了出去，他们用英国的那套法律和英国人讲劳动保护、环保、土地保护这些东西最终赶走了英国人，但是带来的一个后果就是印度还没有实现充分的工业化，就过早的被这些超前的理念所束缚。
例如印度的工会组织很强大，使得企业主在面对劳工的时候通常比较弱势。而印度很快又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民主政治和这些超前的劳工保护一结合，就使得在印度投资举步维艰，形成一批有印度特色的“工人贵族”阶层。
他分析道，表面上看，印度工人月工资大概是1000-1500人民币，大致相当于河南富士康工人工资的五分之一左右，但是隐形成本极高——例如工人一罢工，你就要停工和赔偿。
此外，在印度建厂还要面临当地政府的官僚主义，这个官僚主义和中国有些地方的个别官员“吃拿卡要”还不一样，它是通过民主选票制度化，公开的要。
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印度几乎看不到那种上万人的大工厂，更不用说河南富士康这种35万人级别的超级工厂。目前印度金奈富士康工厂已经发展到2万名工人，这在过去的印度都是完全不可想象的，但是这个工厂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也是磕磕绊绊。
如果按照摩根大通的预测，到2025年印度产iPhone大概占到全球产量的25%，我们可以大致推测出，这至少需要18-20万工人。（河南富士康目前是35万工人，大致占全球iPhone产量的50%），也就是说，印度历史上还没有成功组织过如此大规模的工厂的经验，印度能否成功突破这一关，还有许多需要观察的地方。
不过，在莫迪政府手上，过去几年印度本土的手机制造产业确实是取得了很大突破。对于印度这样人口众多但是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来说，发展移动通信网络是为数不多的有确定性投资收益的产业，因此过去几年大量外资涌入在印度投资移动通信网络，使得印度的手机网民数量猛增，按照波士顿咨询的预测，印度网民数量将在2025年突破8.5亿。
网民数量的暴增带动印度出现一个APP创业的热潮，和当年的中国很像。而大部分印度网民目前使用的是在中国生产的廉价小米、OPPO、VIVO品牌的手机，它们的售价只相当于苹果iPhone的十分之一。
在这样的背景下，莫迪政府通过一系列政策推动手机在印度的国产化，印度宣布进口的手机将被征收20%的高昂关税，而在本土组装的手机则不需要缴纳这一费用，因此小米和三星等公司纷纷宣布在印度本土组装手机，虽然大部分零部件还是要从中国、日本、韩国运往印度。但这成功推动印度产手机在2021年占全球的份额突破16%。现在，印度人有一个更大的野心，他们希望推动全球最受欢迎但是昂贵的iPhone手机在印度生产。
印度需要突破效率和供应链两大障碍苹果和富士康选择中国作为最重要生产基地，中国从政府到民间独特的快速响应能力，才是他们最看重的。举例而言，从郑州富士康于2010年7月注册，到郑州工厂第一条产线投产，前后仅相隔1个月时间。
类似的事情发生在上海特斯拉超级工厂身上，从第一铲子奠基土下去，到第一辆中国产特斯拉电动车下线，前后耗时不过一年时间。快速响应机制是这些争分夺秒的科技巨头们比成本更为看重的要素。
苹果公司的高管曾经估算过，平均每20万名装配线工人，大概需要8700名工业工程师，如果在美国，要找到这么多合格的工程师，需要长达9个月的时间，而在中国，这只需要15天。因为中国的理工科高校毕业生人数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同时中国有大量的工厂给这些学生提供实习和培训机会。
苹果公司的员工形容道，中国人可以在一夜之间找到3000名员工并住进宿舍，他们马上就可以开始干活生产iPhone，在美国，哪个工厂可以一夜之间找到3000名工人？
在1998年库克由康柏公司加入苹果之前，苹果公司曾经在美国建设了一座自动化程度极高的工厂，乔布斯曾经很引以自豪地到处宣传这个工厂，但实际的情况是，这种自动化的产线，根本无法满足苹果公司对于频繁修改产品设计的需求，到最后，许多事情还是不得不依靠中国工人的手工来解决。没过多久，苹果公司就关闭了这座亏损严重的美国工厂，并将订单转移到了中国的富士康。
此外，供应链配套的成熟程度，也是苹果和富士康选择工厂所在地的重要考量。苹果公司的高管曾经形容道，当苹果需要100万个螺丝，它会在中国富士康工厂一条马路外的工厂找到配套厂商，如果苹果需要这些螺丝做的不同，这只需要3个小时。
而对于大部分产品出口的富士康来说，保税区对它来说至关重要。按照正常的海关程序，进口的零部件要走完报关、检疫、检测这些流程需要很长时间，而电子元器件价格的波动一天一个价，每耽搁一天就是巨大的风险。河南省以极快的速度帮富士康解决了入驻保税区建厂的事情，他们将海关直接建在富士康郑州工厂门口，同时为富士康量身定制了一套通关流程。
这种就近配套的需求，促进了苹果供应商的扎堆建厂。例如康宁公司生产的iPhone玻璃，如果用空运，其成本将是船运的10倍。所以康宁公司的工厂大都建在离装配厂不远的地方，因此康宁公司的生产重点正日益由美国转移至日本、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
这也不难理解，为什么苹果公布的全球610家工厂，有259家在中国大陆，剩下的工厂也基本都在中国周边的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等地，其他地区的工厂数量少之又少。
与此同时，中国本土企业在苹果供应链当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例如生产液晶显示屏的京东方、生产玻璃屏幕的蓝思科技、生产声音组件的歌尔声学、生产锂电池的德赛电池、生产光学器件的水晶光电等。
其中，仅仅在A股上市的企业就有25家，分别是：中科三环、京东方A、水晶光电、比亚迪、东睦股份、兆易创新、歌尔股份、捷邦科技、长电科技、精研科技、科森科技、蓝思科技、领益智造、立讯精密、美盈森、得润电子、德赛电池、长盈精密、信维通信、裕同包装、欣旺达、安洁科技、东山精密、深天马A、闻泰科技等25家企业，此外，在港股上市还有瑞声科技、高伟电子、通达集团、盈利时等4家企业。
因为苹果公司虽然在智能手机市场上保持领先，但是它要时刻面临来自三星、华为、小米、OPPO等对手的挑战。对于苹果公司来说，先于对手几个月推出带有最先进芯片、手机屏幕和摄像头的新款手机，将是其保证领先地位的重要因素，因此苹果上游供应链的响应速度，也是按小时计的。
从快速响应和产业链配套两个指标来看，印度和中国的差距，无疑是明显的。我查阅了很多郑州招商引资引入富士康的资料，可以看出这种中国特色的快速响应效率非常惊人。
为了给富士康准备厂房，郑州市安排专班24小时工作，用16天干完了通常32天才能干完的活。郑州富士康办完海关注册登记证书，只用了1.5个小时。在郑州新郑机场不远处的一家4星级酒店里面，组成了郑州政府的富士康项目的临时指挥部，每天下午的例会要求汇报最新的进度，任何拖延和耽误，都会受到严厉的警告。
郑州出口加工区管委会100多名干部和员工，在富士康郑州建厂的第一个月里面，全部都是在办公室的沙发上过夜的。
为了给富士康腾出足够的土地，一家入驻园区多时的纺织企业，直接被当地政府“请”了出去。富士康工地缺少特殊的空气压缩机，河南省内很少见这种设备，当地居然到郑州的地铁施工现场直接拉走这种设备，让其他工程先等着。
而为了让原本预计耗时12个月才能建好的富士康厂房，在4个月内顺利完工，河南省在招标时直接“钦点”了几家本地的国营建筑商，把民企排除在外，因为民企建筑商一方面很计较自己收益，另外在听指挥方面远不如国企。
当地政府还以极高的效率完成了富士康航空港园区所在的10个自然村8000多人口的搬迁。这种效率放在印度这样的国家，很难想象。在难度最大的招工方面，河南省安排任务到各个市和县，以极高的效率帮助郑州富士康招聘工人，使得郑州富士康很快达到35万名员工。
而台资工厂显然还没有完全适应如何与印度工人相处。2020年12月苹果公司代工厂、纬创资通的印度南部厂房传出数千名工人因薪资问题暴动，砸毁办公设备和部分生产线及车辆，损失估计达6000万美元。
2021年12月，印度富士康工厂的苹果生产线因食物中毒事件有159人住院，这引发了工人和家属的抗议，他们堵塞了金奈（富士康印度工厂所在地）至班加罗尔的一条重要高速公路被阻塞长达数小时。
印度号称全世界人口最多的民主国家，因此政府在和抗议的员工相处的时候，常常并不能马上平息事端，这通常会影响苹果供应链的效率。
在印度，由于种姓制度和宗教因素的存在，管理员工的难度远高于中国。据统计，在中国大陆工作的中国台湾人有超过200万人，这些人构成了台资工厂管理的骨干，他们在和同文同种的大陆工人及工程师沟通时完全没有障碍。而在印度的台湾籍管理人员急缺。
除此之外，中国和印度在基础设施上的巨大差异，也很难在短期内弥补。例如为配套富士康郑州工厂，郑州耗资百亿美金启动雄心勃勃的新郑国际机场的改造计划，以货运改造为核心，按照郑州的规划该机场将在2035年货物吞吐量突破500万吨——要知道2021年中国排名第一的上海浦东机场的货物吞吐量才300多万吨。
该机场用地面积约53.3平方公里，包括5条跑道、3座航站楼、3个货运区、2个综合交通换乘中心和1座卫星厅。
而基础设施的建设通常涉及巨额的资金投入和复杂的拆迁。中国的地方政府通常通过发行城投债来覆盖巨额的基建投入，然后通过土地出让和招商引资带来的税收收入回笼成本。
从20世纪90年代早期起，中国基础设施的投资比率平均占GDP的19%，印度则是2%。而中国拆迁较顺利的前提是土地国有制度，这一根本保证了在推进富士康工厂建设和修建机场、高速公路这样的重要工程的时候，土地不会是一个大的麻烦问题。
而印度采用土地私有制，使得印度的基建在推进工程中困难重重。“这种模式只适合中国。”苹果公司前顾问顾道格在接受纽约时报的采访中指出。他认为中国以外任何其他国家都无法提供苹果所需的规模、技能、基础设施和政府支持。
他和苹果的团队曾经对越南和印度寄予厚望，越南政府很配合苹果，但是越南的问题是没有足够多的工人。印度倒是有足够多的人口，但是该国的官僚机构让基础设施和工厂建设变得复杂。除这些问题外，大部分苹果供应商都在中国及周边，很难想象重建如此复杂的供应链有多大难度。
但与中国绑定得太深，对于苹果这样的美国企业来说，也带来了一些烦恼，例如时常恶化的中美关系经常使苹果夹在中美两国之间，非常尴尬，因此在印度和越南建厂作为备份，对于苹果来说成为必须考虑的事情。
苹果工厂与中国产业升级，每天早上，满载芯片、液晶显示屏、金属外壳、摄像头、印刷电路板、麦克风、高强度玻璃、电池、贴片天线的重型卡车会源源不断地驶入位于郑州机场旁几公里的郑州富士康工厂。
他们由苹果在全球的200个供应商生产，由苹果集中采购后发货给郑州富士康。这是全世界最大的iPhone生产基地，平均每天生产数十万部iPhone手机，占全世界iPhone产量的一半。
在富士康的iPhone装配厂，标准组装生产线长110米，比足球场还长一点儿。生产线按照每人0.6米（人体正面的标准宽度）被分为60或70个工位。每个工位的人负责组装特定的零件或进行特定的操作，比如一个工位的人把屏幕按入卡槽；下个工位的人用溶剂清洗新安装的筛网，去除灰尘和油污；在下一个工位的人贴上保护膜；等等。生产线之间间隔20英尺，这一宽度足够让带有托盘的叉车进入工位补货。
时至今日，iPhone的组装依然严重依赖于人工，一部iPhone的组装大约需要400道工序，大约数百只工人的手参与，平均每分钟，郑州富士康工厂能组装出几百部全新的iPhone。
它们会被迅速装上等候在工厂数公里之外的新郑国际机场，被装入铝制的罐子内装上UPS和联邦快递公司的波音747的飞机运往世界各地，平均每架波音747的飞机可以运输15万部手机。
大约3天后，这些手机会出现在全美各地的苹果商店里。而销往中国大陆的iPhone则会被装进装有联网摄像头的运输卡车内，它们会在18小时后抵达位于上海的苹果中国转运中心内，平均每辆卡车可以运输3.6万部iPhone手机，也就是数亿人民币左右的巨额货物。
应富士康的要求，工厂设在保税园区里面——保税园区内部的运作和外交使领馆类似，通常被当成虚拟的外国领土来看待。外国生产的零部件进入保税区不用缴纳关税，在这里加工生产后可以自由地出口，而在保税区内生产的货物出保税区后运往其他中国地区则需要缴纳关税。
除了郑州工厂，富士康在中国大陆还在深圳、重庆、武汉、成都、太原、廊坊等地有自己的工厂，雇佣着超过100万员工。
本质上，郑州富士康工厂可以看作是当地与苹果及富士康的一次“联盟”。在中国，地方政府之间存在着非常激烈的竞争，这以郑州这样的中部地区最为典型，一方面，这些地区通过前期经济发展积累了一定的财政实力，另一方面，它们和沿海发达地区比又有很大差距，急需通过招商引资尤其是富士康这样的大项目的入驻带动经济的发展。
2010年5月，河南省和郑州市的主要领导，在上海第一次见到了富士康郭台铭，他们播放了精心准备的DVD碟片，全面介绍了郑州的区位、交通、人力、产业配套、自然资源等。不久后，郭台铭带队亲自考察了郑州，郑州市组织了30多人的招商谈判团队，分成7个工作组，多次前往深圳谈判，由河南省主要领导亲自坐镇，十几个河南厅局级领导现场解决问题。
当然，富士康给郑州带来的回报也是惊人的。这座超级工厂2021年为河南省创造了超过4000亿GDP。而在富士康进入之前，郑州的产业结构还集中在纺织、能源和电解铝这些被认为是落后的产业上。
富士康到来还带来了数百家上下游配套企业落户郑州。除了带动GDP巨大的富士康工厂，富士康还投巨资和郑州市一起在机场附近建设占地面积186平方公里的航空城，以电子加工业为龙头，这里配套了大量新兴高科技产业。据当地政府的规划，航空城将来的人口规模不会低于150万人。
苹果产业链落户中国，带来了巨大的产业链外溢效应。目前全球主流的手机厂商仅剩5家，分别是苹果、三星、华为、小米、OPPO-VIVO，可以看出，其中有3家厂商来自中国，而日本、欧洲、东南亚、南美和印度的手机厂商基本已经出局。其中苹果供应链功不可没。
例如小米的雷军，在投身手机产业前，一天手机都没有造过，而借助苹果在华建立起来的成熟供应链，小米迅速切入这个市场并成为全球最年轻的500强企业。除此之外，小米生态链上广大的制造智能手环、手持充电宝、平衡车、空气净化器等企业，也极大地受益于中国的苹果供应链。
我曾经与大疆无人机的投资人一起交流，他说大疆能有今天，跟苹果供应链有很大关系，无人机当中很多零部件和苹果共用供应商，极大地提升了供应链效率。
因为富士康这样成熟的代工厂商的出现，中国出现了一大批轻资产的“无工厂制造商”，他们仅仅专注于品牌、渠道和设计，而无需为雇佣和管理数以10万计的工人而烦恼。
苹果供应链在中国打下的底子，也让下一个热门赛道——电动汽车产业中中国企业极大的受益。目前中国在电动汽车赛道上的发展和美国并驾齐驱，对日、德、英、意这样的传统汽车强国构成了极大威胁。
因为电动汽车的近2万个零部件当中，车载电子设备的占比很高，现在的电动汽车当中需要内置通信模组、液晶显示屏、CPU处理器、FPGA芯片、GPU图像处理器、传感器、存储芯片、电池、卫星导航等模块，电动汽车被很多人看成是一个大号的智能手机。
iPhone极大地扭曲了中美贸易数字，在特朗普等美国政客发动的对华贸易冲突当中，一个经常被拿出来做文章的数据是，中美之间巨大的贸易逆差。2021年中美贸易逆差高达8591亿美元，美国人的言下之意是，在中美贸易当中中国占尽了美国的便宜，所以要采取措施。
根据世界银行2018年的数据，2018年中国所有可贸易商品的平均关税为10%，而美国的关税仅为2.74%。美国认为，中国收取的更高的进口关税，使得中国在对美贸易当中占到了极大的便宜，因此要求中国调整关税。
学者邢予青在其《中国出口之谜》一书中指出，iPhone极大地夸大了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他表示现存国际贸易当中的贸易统计方式已经过时，无法反应iPhone这样供应链复杂得多国共同生产的精密设备的真实贸易状况。
例如一部iPhoneX手机，现行的贸易统计系统将对美出口计算为409.25美元，从这个数值当中减去中国从美国进口零部件价值的76.5美元，计算为中国每向美国出口一部iPhoneX，可以获得高达332.75美元的贸易顺差。
然而事实上，iPhoneX里面有大量日本、韩国、越南等非美国国家参与生产的零部件，他们至少提供了价值超过45%的零部件，这些零部件直接运送至在中国视同虚拟的外国领土区域的保税区内生产，免交关税和通关，这些零部件的价值并不是在中国创造的，但是他们被全额计算进了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当中，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2017年美国消费者从中国进口了4220万部iPhoneX，邢予青估计光这一款手机就导致当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虚增96.5亿美元，约占当年美国对华所有贸易逆差的2.3%。与此同时，中国几乎没有从美国进口手机产品，但是这些在中国工厂生产的手机却贴着美国苹果公司的牌子。
苹果公司是全世界最大的“无工厂制造商”。一个中国消费者购买一部iPhoneX手机，通常需要支付1000美元，其中409.25美元用于支付零部件和组装服务的费用，剩下的590.75美元则是对苹果公司在设计、iOS操作系统开发、市场营销费用和品牌溢价所支付的费用。然而因为iPhone在中国生产，这590美元没有被算作是美国对华出口。
2021年，整个大中华区的消费者购买了超过683亿美元的苹果商品，这些商品的主要价值是由苹果公司在美国加州的数万名工程师和市场营销人员创造的，但是这笔巨额贸易因为其产品在中国生产，在过时的贸易统计方式下，没有被计算为美国对华贸易顺差。
邢予青指出，这些价值主要是苹果公司的无形资产创造的，在出售这些商品和服务给中国消费者的时候，无论它们是否跨过了国境，都应该被视为美国对华出口而应该被计算。
除了苹果公司，美国还有耐克、AMD、戴尔、惠普等大批无工厂制造商，它们在华实际的贸易收入相当可观，但是因为工厂在中国，也没有被计算为对华出口。这种过时的统计方式，极大地夸大了中国的工业和贸易能力，而掩盖了美国企业在国际贸易当中的巨大实际竞争力。
实际上，中国加入WTO之后的20多年对外出口的暴涨，并不能简单看成是中国竞争力上升的结果。在李嘉图和亚当斯密的经典模型中，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是其能否在国际贸易当中占据优势的最重要因素，但是时至今日，这种模型已经无法解释迅速崛起的中国对外贸易。
中国目前90%的出口额是由苹果公司和富士康这样的海外跨国公司所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上生产的。中国企业借助这些跨国企业进入“全球价值链”，可以借助这些跨国公司的品牌、技术、销售渠道和资金，极大地克服中国企业在国际上所面临的壁垒。
这让我想到1980年耐克公司的创始人菲尔－奈特首次访华时参观了几个中国制鞋工厂的情形，他这样回忆道：“这些工厂一个比一个落后，他们破旧不堪，锈迹斑斑，最重要的是，这些工厂非常脏。鞋子会从生产流水线上滚下来，沾上污渍，而且是大片的污渍，没有任何预防措施。
工厂根本没有整洁的总体感觉，也没有真正的质量监控。当我们指出一只有瑕疵的鞋子，管理工厂的官员们会耸耸肩说道：照样能穿。”而全球价值链的存在，使得中国人能够迅速由极其落后的工厂开始生产iPhone这样全球技术含量最高的商品，包括iPhone14智能手机，特斯拉电动汽车、戴森的吸尘器和耐克Air Jordan 系列高科技运动鞋。
但是过于依赖跨国公司和廉价劳动力所带来的比较优势，失败的案例比比皆是，南美和东南亚在承接欧美发达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达到1万美金左右的人均GDP后，就迅速掉入中等发达国家陷阱而止步不前。
这让我想起了4年前我在印度度过的两个星期，我们去了乔布斯当年在印度禅修时的修道院（如今已经荒废），去了恒河边的圣城瑞诗凯诗，看到了宏伟的泰姬陵，也看到了新德里如西方一样发达的富人区，以及比邻的贫民窟。
新德里的机场上，停满了印度最有钱的富人的私人飞机，但街上又到处都是衣不蔽体、用垃圾烤火取暖的乞丐，这常常让人感到魔幻。总体来说，印度给我的感觉很像90年代的中国，脏、乱但是充满活力。
如今，国际产业竞争，已经不再是生产产业链很简单的T恤、运动鞋、玩具了，而是生产iPhone和特斯拉电动车这样成千上万个零部件组成的复杂科技产品，为服务这些跨国公司，你首先需要先造一座新的城市，重新修建机场和马路，并在很短的时间内招聘到几十万名工人，并为它招来数百家配套工厂……现在，印度人准备好干这些事情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