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局势，又有新变化。
当地时间10月24日，英国前财政大臣里希·苏纳克当选英国保守党新党首，这也意味着，他将出任英国首相。
此前，苏纳克承诺要修复英国的经济。
上一个作出这样承诺的人，是伊丽莎白·特拉斯。
就在几天前，特拉斯发表辞职声明。这也意味着，她成为英国历史上任期最短的首相。
特拉斯在辞职演讲中承认，自己无法履行英国保守党选她当首相时赋予她的使命：
解决英国低迷的经济增长和通胀背后的能源账单等问题。
而没能解决这些问题，也是特拉斯前任——鲍里斯·约翰逊下台的原因之一。
针对经济等问题，几届英国政府，似乎都陷入了无法兑现诺言、束手无策的局面。
这不单单是治理能力的问题——事实上，很多西方国家都对这些问题无能为力，其背后折射出的，是发展模式等更深层次的问题。
作为工业革命的起源地，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实现社会转型，从而迈进现代社会的国家。随着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相继实现现代化，世界也陷入了“现代化就是西方化”的迷思。
随着西方现代化道路暴露出的问题越来越多，这种迷思也渐渐在被打破。
只有看清西方现代化的问题，才能看清英国之乱、西方之乱。
特拉斯辞职的导火索，是其推行的经济政策。
单纯从文本上看，这些政策的提出，正是为了解决英国经济当下面临的问题：
｜｜二是宣布英国半个世纪以来最大规模的减税计划，意图通过减税带动投资热潮，从而刺激英国经济。
但问题是，特拉斯的政策并没有考虑英国的实际情况：
当前，英国面临的最大经济问题，是通胀。
就在特拉斯辞职前一天，英国国家统计局公布了最新的通胀数据——9月英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10.1%，处于40年来高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欧亚所副所长田德文告诉谭主，英国减税计划的初始规模为450亿英镑，但实际上英国政府没有这个钱，英国政府希望通过发行国债的方式来筹集这笔钱。问题是，为了抑制通胀，英国央行同时在加息缩表，在这个时候发行国债，就相当于既踩刹车又踩油门，车子当然要冒烟。
“冒烟”的结果就是，在特拉斯减税政策公布当天，英镑对美元汇率、英国股市均大幅下挫，其中，英镑对美元汇率刷新37年新低。
为了稳定国债市场，英国央行不得已宣布，将购买国债以阻止危机蔓延。
英国央行买债托市，相当于又向市场投放英镑，增加了货币的流动性，但当前英国央行的职责应该是通过加息减少货币的流动性。这种自相矛盾的政策，进一步加剧了市场的混乱。
减税政策导致的混乱场景，最终促使特拉斯辞职。
看起来，特拉斯辞职，是因为推行了一个不成熟的经济政策。
但问题是，这一混乱场景，原本是可以避免的：
特拉斯在竞选首相期间就宣布，自己就任后，要通过减税来刺激英国经济。当时，特拉斯的竞争对手就讽刺其想法是个“童话故事”。
也就是说，英国内部早就有人意识到了这一问题，但却对其放任自流。
其中一方面，有政治因素。
熟悉英国政治的国际关系专家告诉谭主，本次选举，并非英国大选。所以，特拉斯并不需要讨好英国公众，而是要讨好人数约为17万的英国保守党。保守党党员中，许多人都比较富裕。
这也意味着，他们对通胀问题没那么关注。站在自身局部利益的立场上，对于刺痛不到自己的决策，迟钝和冷漠可见一斑。
更重要的，还是经济因素——无论是谁，对当前英国经济问题都没太好的办法，只能掏出“压箱底”的办法，减税。他们对此都习以为常，甚至有些麻木。
这一方法曾在40多年前，拯救过英国经济。
上世纪70年代的英国，和今天的英国有不少相似之处——经济陷入高通胀、低增长的局面。
1974年至1980年，英国GDP增长率平均只有1.0%，而通货膨胀率平均达到15.9%。
带领英国走出经济困境的，正是特拉斯的偶像——撒切尔。
1979年，撒切尔当选英国首相。撒切尔上任之初最急迫的任务，也正是需要给英国经济带来新的变化。
但英国经济之困，非一日之寒。
作为工业革命的起源地，英国的现代化，建立在资本积累之上。
资本积累的方式有两种：
｜｜二是通过对外扩张、殖民、掠夺等手段。
这两种手段，在当时的英国，都行不通。
当时，英国工会势力空前庞大。工会不断要求工资上涨，扭曲了劳动力市场的工资价格。
二战后，殖民体系瓦解，英国不得不从殖民地新独立的国家进口工业原料、农产品等。
与此同时，由于设备老旧、技术落后等原因，英国工业品竞争力日趋下降，在世界工业品出口贸易中的份额也随之不断下降。持续的贸易逆差，意味着海外市场无法向英国经济“供血”。
在这样的局面下，英国政府选择了一条更简单、也更快的道路——通过非生产性的方式进行资本积累。
换句话说，就是放弃以“制造”赚钱的方式，选择以“钱”赚钱的方式。
为此，英国政府开始给资本松绑，为资本流通铺路：
｜｜废除多项限制经济活动的规定。
如此宽松的条件，让欧洲其他国家与美国的跨国资本纷纷涌入英国。金融服务业，也推动着英国经济一改此前的颓势，增长率得以提振。
效果，立竿见影。
在这样的背景下，加上西方选举政治要求政客在任期内实现经济增长的压力，放松资本管制，推动金融服务业发展，成为此后英国政府解决经济问题的良方。
英国政府描绘的图景，十分美好。
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英国研究中心智库研究员李冠杰告诉谭主，英国政府将伦敦打造成全球的金融中心，会吸引来自四面八方的资金，并且，这种发展方式没有饱和的状态，理论上可以一直发展。
金融服务业不是商品，不会生产过剩，相比于传统制造业，其发展前景确实更广阔。
但其发展的实质是什么？只要把观察的坐标聚焦在英国国民身上，就能看出真相：
剑桥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80年代英国的经济前景并没有好转——1979年后，英国人均实际收入增长明显放缓，并且自此以后，每届政府的表现都要逊于其前任。
更为重要的是，金融服务业确实不会饱和，但会垮台。
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给英国经济当头一棒。
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钟正生曾提出过一个观点：
发生金融动荡时，一个国家受到的冲击程度取决于是否有强势的制造业。
钟正生告诉谭主，欧债危机中，德国经济屹立不倒，危机后，德国又成为欧洲经济复苏的火车头。之所以有这样的表现，除了德国的财政纪律之外，就是因为德国有强大的制造业基础。
而以金融服务业为支柱的英国经济高度依赖世界经济，世界经济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会给英国经济带来直接影响。
金融危机面前，英国政府，希望给英国经济提供另一个支柱。但回过头一看，英国的实体经济，早已式微。
英国将金融服务业作为本国经济的支柱产业，付出的代价是，英国是欧洲大国中，“去工业化”最严重的国家。
此时再回看上世纪80年代英国政府的举措会发现，其改革的每一步，都在打压英国的制造业：
放松金融管制，会让大量投资进入金融业赚快钱，这也会导致制造业处于长期投资不足的状态。
私有化与政府减少干预后，国家资本大规模撤出工业领域。据统计，1979年到1983年，英国制造业投资流失高达230亿英镑。
作为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根本，制造业决定着国家的国际竞争力。没有实体经济的支撑，在金融危机面前，英国经济风雨飘摇。
2009年，英国经济陷入了自1955年首次公布季度数据以来最严重的衰退，仅第一季度GDP就下降了2.6%，直接将2007年一整年的经济增长抹平。
｜｜2009年，英国主办G20，场外出现了“资本主义行不通”的标语
此后，新任英国政府意识到“将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风险，推出更加积极的产业政策，但为时已晚。
更为重要的是，放开管制的英国经济，受美国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影响，要比其他国家大得多。
美国持续“放水”，也让英国对财政政策刺激与货币政策刺激形成了“依赖症”。
刺激之下，英国经济曾出现过短暂的增长，但这些增长，大都建立在资产的泡沫之上。
英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大卫·哈维曾在金融危机后，阐述过一个观点：
金融危机中，有约六、七百万美国民众失去了自己的房产，但华尔街精英的奖金却在不断增长，这表明，对资产价值的投资为资本积累提供了一条非生产性的路径。
英国在金融化的路上，越走越远。2020年，成了这条路的转折点。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英国先是采取“躺平”的应对措施，在经济受到疫情冲击后，又采取超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空前的财政政策，二者共同推升了总需求。另一方面，疫情阻断了产业链供应链，对总供给造成破坏，进一步加剧了英国的通胀压力。
英国央行，不得不采取加息的方式，抑制通胀。英国，也成为发达经济体中，最先加息的国家。
但英国经济，建立在资本高流动性的基础上，加息，无疑是在“自断臂膀”。这无疑会削弱投资者对英国经济前景的信心。
今年3月，美联储开始加息，吸引资本回流美国，这让英国经济雪上加霜。
双重打击之下，英国经济更加疲软。最直接的体现，就是英镑对美元的汇率：
9月底，英镑对美元汇率创下历史新低。英国央行已经紧急宣布救市措施，计划“无限量”临时购债以维持汇率。
｜｜英镑对美元汇率近期不断下跌
不加息，通胀会让英国经济崩盘。加息，英国经济会因缺乏流动性崩盘。横竖都有问题，也就不难理解，特拉斯为何要选择通过减税的方式刺激英国经济。
特拉斯必须尽快做出“成绩”，才能有所交代——相较于更难缠的通胀，特拉斯选择了更简单的那一个。
英国，只是西方现代化国家的缩影——无论是政策还是发展模式，都选择表面看上去投入产出比最高的那一个。
相比于需要庞大体系和支撑链条的制造业，发展金融服务业，是更投机的那一个。
相比于进行经济结构性改革，培养新的经济增长点，“放水”刺激，是更容易的那一个。
此前，先行工业化的西方国家，把先发优势作为资本肆意扩张的底气，在不加约束逐利的过程中，资本牢牢控制住技术、专利等产业中的“软资产”，广大发展中国家承接了西方现代化国家抛弃的产能，以物美价廉的产品，让西方现代化国家可以做“简单”的选择。
世界也形成了“新兴市场生产，发达经济体消费”的经济格局。
但新兴经济体不可能永远停留在全球分工体系的最末端。随着各个国家的产业升级，新兴经济体在产业链中开始向上游发展，由此，在一些产业领域，现在开始出现双方的追赶和竞争。
特别是在信息技术革命过程中，许多后发国家的工业化和信息化齐头并进，面对这样的局面，一些西方国家想要进一步在全球产业分工中开拓出绝对领先的新空间，在投入成本和难度上都跟工业化刚开始的阶段没法相比。他们转而选择贸易保护主义，奉行“本国优先”的政策，甚至采取“脱钩断链”的方式，打压其他国家，意图让制造业回流。
面对这样的局面，新兴经济体也开始加强内部合作与交流，建设自己完整的工业体系，并在已有的国际分工体系和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逐渐占有一席之地。
一个有意思的细节是，上世纪80年代，在推动英国走向金融化道路时，撒切尔用了一句口号：
我们别无选择（There Is No Alternative，TINA）。
｜｜2021年10月英国《镜报》封面；多位英国首相都曾模仿说出过撒切尔的“别无选择”
但是“别无选择”的选择，是无法改变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全球产业分工结构调整的大趋势。
频繁更换首相，就是最好的明证。
英国之乱，恐怕是西方乱局的先兆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