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DC2】美智库发布《实施全面协作的联合全域指挥控制的途径》报告，关注联合全域指挥控制面临的挑战

联合全域指挥控制作为未来军事指挥控制（C2）信息技术革命的体现，将通过先进计算技术、云技术、以及人工智能（AI）和机器学习（ML）技术，实现指挥控制服务化并无缝链接所有军事部门的传感器和通信设备，确保联合部队指挥官拥有“在全作战域和全电磁频谱范围指挥联合部队所需的能力，以威慑对手，并在必要时在全球任何地点、任何时间击败任何对手”。

实施联合全域指挥控制需要建立一个连接各军种的服务框架，并保障美国可以有效地与盟国及合作伙伴进行合作。目前空军的“先进战斗管理系统”（ABMS）、海军的“对位压制工程”（Project Overmatch）以及陆军的“会聚工程”（Project Convergence）是各军种层面推进指挥控制的具体措施，其共同目的在于通过前沿目标网络，匹配正确的传感器和效应器，使部队更具作战能力。然而，“对位压制工程”和“先进战斗管理系统”带有强烈的工程特点，重点在于技术研发，“会聚工程”则更重视演习和实验，并不关注工程实现。

目前的焦点在于，需要采取措施确保联合全域指挥控制顺利按部就班实施，而其中的重要环节是快速的技术变革、现有系统与各作战部门新系统的互操作性、与盟友和合作伙伴的整合以及由此产生的采办方法。

分形是一个数学术语，具有不规则、支离破碎等意义，这里主要指各军兵种和盟国指挥作战平台使用方式和模式迥异。竞争环境中处于“战术优势”的有效指挥控制无论在军种内还是联合部队/盟军的情况下均存在“分形”（fractal）的状况。其中，按照作战需求快速访问、维护、传输、保护和使用必要的数据，以及在军种自有设备间共享数据和合理管理都需要有效稳定的指挥架构。随着作战司令部（CCMD）整合军种服务并具备战备能力，以及美国与伙伴和盟友合作时，整个机制的任何部分都有许多相同和不同的模式和问题需要解决，对于一个方面有效的方案可能在其中需要被重新调整和更新，以帮助整体方案的有效实施。

联合全域指挥控制是由军事部门推动，并通过其职责，组织、培训和部署需求，与利益相关方共同完成任务。其生态系统包括联合部队，做出决策的作战指挥官，有着紧密关系的战区以及相关盟友，在全域条件下作战人员都需要可以操作的实时数据，并且支持该能力的还有业界承包商和领导技术创新的团体，这导致联合全域指挥控制各军种因作战人员和采办人员的激励措施不同，而使整个生态系统变得复杂。

联合全域指挥控制设想的预期是基于《国防战略》中提出的愿景和普遍共识，未来冲突将聚焦对抗一个在所有作战领域的具备竞争能力的大国。这种拒止或竞争的环境将面临获取指挥、控制、通信、计算、情报、监视和侦察（C4ISR）能力困难的情形。联合全域指挥控制必须提供快速决策，多种方式利用数据，并建立涵盖多链路的弹性信息网络及工具，使其系统组件利用网络化能力有效管理部队和发挥其他作用。

有效的指挥控制是整个战争史永恒的主题，联合全域指挥控制是联合部队将能力有效联系在一起的最新途径，美国相关的政策制定者认为联合全域指挥控制是一系列可定义的有限能力集，而最新的2023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则明确要求国防部列出联合全域指挥控制的能力缺口，上述措辞表明其能力是有限的。

但联合全域指挥控制并不适用于美军方传统上理解和设计采办计划的方式，其许多技术依赖于商业创新发展，因此其不应该被理解为是具备结束状态的端点或功能套件，而应该是实现跨全域互操作实现联合效果的步骤或路径，并可通过长期不断改进实现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功能，而相关改进和优化需要开发一个统一的数据体系结构和标准，这一过程需要大量的讨论和投资，并需要通过进一步发展整合到更广泛的系统中。联合全域指挥控制跨职能团队的设立正是基于上述思想，其通过协作工作将强大的服务获取能力捆绑在一起，并不断迭代扩展不同能力系列之间的相互联系。

联合全域指挥控制战略是将所有的指挥控制能力捆绑，因此其涵盖了能力设计和军种采办的所有挑战，并包括随时间推移组件更新能力以及网络鲁棒性能力。但为持续确保联合全域指挥控制的有效，需要权衡能力设计和军种采办之间的矛盾。目前有如下解决问题的途径：

一是分散发展。当前每个军种都在独立发展自己的C4ISR能力，并通过整合实现其对联合全域指挥控制的理解，但其仍然优先考虑自身的需求。联合全域指挥控制跨职能团队将使这种趋势向国防部“可见、可访问、可理解、可链接、值得信赖、可互操作和安全”的要求靠近，并通过军种主导的模式确保将所有军种目标整合以快速达成成果，同样还通过明确业务重点实现预算编制过程考虑优先事项。

二是联合开发。通过联合项目执行办公室（JPEO）集中管理联合全域指挥控制的采办事项，确保数据标准化、互操作性、网络安全的共同办法以及国际协调事务顺利推进。JPEO在增加互操作性的同时，会造成无法满足军种需求以及协调需求增加等问题。

三是设立独立机构。可以在国防部下设立独立机构管理联合全域指挥控制的能力和战略，并作为国际合作的联系机构。

四是明确牵头军种。国防部可以指定一个牵头军种负责联合全域指挥控制的开发和采办，并指导各作战司令部、机构和其他军种，使其满足相关要求。但挑战在于指挥控制军种服务需求本身是由不同作战需求和领域共同驱动的。

五是明确牵头作战司令部。国防部可以在11个作战司令部中指定1个来领导联合全域指挥控制，这个司令部可以是功能司令部或地理区域司令部。但挑战在于作战司令部本质上不会优先考虑在互操作上的投入，而且当前也缺少“与联合作战指挥官有关的真正联合”。

任何联合方法都需要确保特定军种的传感器在寻找共性时不会降低杀伤链的能效。因此联合作战的需求和军种主导的采办存在着必然的矛盾。目前的联合全域指挥控制跨职能团队需要确保上述现象被捕捉和关注，因此当前采办的工作主要集中在确保互操作性和开发和管理总体技术架构的联合职能。当前国防部首席信息官和J6对联合全域指挥控制战略进行监督，但如果现有方法或任何集中化方法开始改变，就会有如下几个关键的警告信号：一是缺乏业务互操作性，需要通过联合试验、演习或现实世界对危机的协同反应进行改善；二是难以通过军种服务迭代获取短期效益；三是缺乏国会监督和问责的机制；四是美国和盟友作战系统缺乏相互理解能力；五是限制数据标准和开放系统及接口的使用；六是缺乏威胁态势感知共识；七是缺乏有意义的联合演习，无法及时应用试验成果；八是生态系统风险管理。

国防部系统的技术开发可以由国防部通过需求推动，也可以由商业行业推动。信息技术驱动的军事指挥控制项目最初是由国防部的需求驱动的，但商业技术的扩展则使相关项目和系统获益。一些如数据存储和数据处理等支持联合全域指挥控制概念的技术，国防部为了确保快速闭合杀伤链，需要顺从商业市场的技术和投资成果并从中获益，以满足关键业务要求，这将使商业能力和国防部领导的能力同步到一个统一的架构。

但目前的挑战是基于技术创新所设计的商业产品并不具备高风险作战环境中运行的能力，因此国防部需要推动相关竞争环境运行的解决方案，其探索的方法包括“即服务”（as-a-service）式采办，与非传统供应商进行合作，以及在自主采办架构下管理多样化的专业知识，但上述方式均需要采用与不断发展的联合全域指挥控制结构和标准捆绑在一起的开放式体系结构，并向所有供应商开放才能保障实施。

另外，联合全域指挥控制需要一种长期的实验和试验方法，基于开放体系架构和不断增长的软件定义功能验证其互操作性和连通能力，并将随着系统规模的增加进一步复杂化。

美国未来作战需要确保与盟国和伙伴合作，联合全域指挥控制一定程度促成了这种协作，但尚未投入实践。目前存在的问题如下：一是尚未明确在战斗前建立交换关键信息的详细程度；二是美国和盟国的系统存在不小差异，目前尚未具备交互秘密信息的基础；三是尚未明确战斗中信息交互的触发方式、内容级别和管理方式；四是尚未明确技术实施途径和所需的基础设施。相关专家解决上述问题的共识是早做准备，通过试验帮助识别与其他国家合作的相关障碍，并在危机情况下共享扩大数据共享能力，具体措施为：一是确定开放接口，保障各自系统接入联合全域指挥控制主干网并交互信息；二是让承包商参与试验，以便尽早发现数据共享的问题。

报告认为，对联合全域指挥控制的态度应该从“欣赏挑战”转向“解决方案”，并将其意义上升为基于美国国防战略来提升C4ISR能力以应对未来与竞争对手的挑战，其关注的重点应该为创新而非采办。具体而言，一是将指挥控制的本质和开放系统架构联系，并不断无缝融入创新技术和方法，确保联合全域指挥控制通过增量步骤迭代发展；二是制定有意义的衡量标准和目标，以改进项目技术发展目标，并帮助商业企业获得更多的创新资金和成果；三是发挥联合全域指挥控制跨职能团队的作用，超越“行动计划、里程碑和资源需求”管理要求，通过对创新生态系统架构的共同理解和管理，以实现联合部队指挥控制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