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长远：全球供应链重组与中国应对

■作者：罗长远 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教授

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教授

20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21世纪初，全球化快速发展。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导致全球化趋势逆转，垂直专业化分工遭遇转折点，贸易保护主义抬头。2017年，特朗普入主白宫，国际贸易秩序被打乱，美中贸易摩擦加剧。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国际市场受到很大的冲击，有关供应链安全的议题开始受到关注。2021年，拜登就任总统，美国贸易政策并没有根本性的调整，只是贸易保护主义的形式从“单打独斗”走向了“拉帮结伙”。2022年，俄乌争端引发欧洲地缘政治形势恶化。在这一背景下，全球供应链将何去何从，中国又该如何应对？

为此，笔者将从三个层面进行分析。首先，划分全球供应链的目标模式；其次，梳理美国针对全球供应链重组所做的布局；最后，讨论中国针对全球供应链重组所提出的举措。

国际分工内生于国际政治和经济环境的变化，从而在贸易、投资和金融上表现出不同的形态，并最终体现在供应链的安排上。Jiang, Rigobon and Rigobon（2021）曾把企业的供应链分成三种类型：一是“效率”型（Just in time）；二是“预防”型（Just in case）；三是“兜底”型（Just in worst-case）[1]。受这个“三分法”的启发，我们可以把全球供应链的目标模式分成三类：一是“效率至上”；二是“效率优先，兼顾安全”；三是“安全第一”。

1、“效率至上”

Just in time即所谓的“准时制”生产，源自20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50年代日本丰田公司的管理理念，强调零库存和周转效率。在“效率至上”的原则下，供应链各个环节高效对接、紧密互联。这种理念应用到国际分工中，就是各国从效率和比较优势出发，在供应链不同区段扮演各自的角色。在20世纪70年代—20世纪80年代，由关税和贸易总协定（GATT）推动的自由贸易谈判获得了巨大的进步。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WTO）取代GATT，正式成为规范国与国之间贸易和投资关系并进行政策协调的跨国平台。在此之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快速发展（包括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WTO），垂直专业化分工，即增加值贸易（trade in value-added）成为重要特征，并逐渐形成北美洲以美国为中心、亚洲以中国为中心、欧洲以德国为中心的三大垂直分工网络。贸易保护主义的削弱、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的降低，给“准时制”或者“效率至上”的供应链网络提供了基础。

2、“效率优先，兼顾安全”

全球供应链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自然灾害、疾病瘟疫、争端冲突等都可能导致供应链的中断，进而冲击一国乃至全球的生产和生活秩序。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案例是1995年的阪神大地震。阪神地区是日本的制造业中心之一，而日本又是全球的制造业中心之一，地震严重冲击了日本经济并波及到全球。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受到了比较严重的影响。停工停产使得供应链中断，而与中国存在贸易和投资关系的国家也连带地受到冲击。在这种情况下，人们逐渐意识到，追求“效率至上”的供应链模式可能并不安全。供应链的安排还需要考虑Just in case的情景，并以“效率优先，兼顾安全”为目标。对微观企业而言，Just in case意味着需要适当增加库存、维持一定的过剩产能，以及促进供应链的多元化，尽可能地降低外部冲击的负向影响。在宏观层面，这意味着不能单独依赖某一个国家的供应链，而需要通过多元化提高供应链的韧性、稳定和安全。与Just in time模式相比，Just in case模式可能意味着一定的效率损失，这是在不确定性的环境下，纳入安全考量之后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3、“安全第一”

在Just in case情境下，只是强调供应链的多元化，并不意味着供应链的封闭，或者说需要转向“自给自足”。然而，出于对极端情况发生的担心，对于供应链的安排还需要考虑Just in worst-case的情景，并以“安全第一”为目标。在新冠疫情暴发之初，口罩、防护服、呼吸机等物资的短缺造成了比较大的恐慌，这提醒大家，在极端情况下，就特殊物资（包括民生物资、防疫物资）而言，对于外部供给或进口的过度依赖是不安全的，需要一定程度的“自给自足”。

随着全球经济和政治环境的变化，各国在供应链方面均做出了动态的调整。2009年以来，美国历经奥巴马、特朗普和拜登三任总统的布局，形成了一个互补性的供应链。

1、奥巴马政府：在岸外包（on-shoring）

2008年金融危机让美国经济遭受重创，美国开始重新审视制造业的重要性，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在2009年奥巴马入主白宫之前，制造业在美国的GDP占比一路下降；正是在其任内，美国制造业占比开始稳定在11%的水平。2009年12月，美国总统行政办公室发布《重振美国制造业框架》。2012年2月，美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发布《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2015年10月，美国总统行政办公室、国家经济委员会和科技政策办公室联合发布《美国创新战略》，强调了九大战略领域，包括先进制造、精密医疗、大脑计划、先进汽车、智慧城市、清洁能源和节能技术、教育技术、太空探索和计算机新领域。2018年，特朗普政府发布《美国先进制造业领导战略》，展示了美国引领全球先进制造的愿景，提出“发展和推广新的制造技术”“教育、培训和匹配制造业劳动力”“扩大国内制造业供应链能力”等三大任务，以确保美国国家安全和经济繁荣[2]。

这些举措的成效主要有：第一，美国制造业占比得以稳定在11%的水平[3]。第二，美国对中国的进口依赖趋于下降。2017年，美国对中国的进口依赖是22%；2021年，已下降至18%[4]。第三，伴随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应用，部分制造业开始回流到美国。美国通过“在岸外包”（on-shoring），即美国企业将业务外包给国内的其他企业，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生产的本地化（localization），为“兜底”和“安全第一”的供应链安排创造了条件。在这一过程中，奥巴马政府打下了基础，特朗普政府进一步拓展，大力推行“买美国货，雇美国人”。

2、特朗普政府：近岸外包（near-shoring）

2017年，特朗普入主白宫，对外发起了一系列的贸易争端，针对欧盟、日本、韩国、中国、印度等地区或国家。与此同时，特朗普也从部分自由贸易协定或谈判中后撤，包括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协定（TTIP）、全球服务贸易协定谈判（TISA）、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等。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政府也施压加拿大和墨西哥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最终由美墨加协定（USMCA）所取代。通过这一新的贸易协定安排，制造业尤其是汽车行业有望部分回归北美，供应链安排得到进一步的调整，加拿大和墨西哥取代中国成为美国最大和第二大贸易伙伴。2021年，在美国的出口中，加拿大和墨西哥高居前两位，所占的比例分别是17.5%和15.8%，中国以8.6%位居其后。同一年，在墨西哥的出口中，美国和加拿大高居前两位，所占的比例分别是78.1%和2.6%，中国位居其后，但比例只有1.8%，美国也是墨西哥最大的贸易顺差来源，金额达到1648亿美元。同一年，在加拿大的出口中，美国高居榜首，所占的比例高达75.6%；而美国也是其最大的贸易顺差来源，金额高达1429亿美元。与奥巴马相比，特朗普的政策尤其是通过USMCA促进了近岸外包（near-shoring），在一定程度实现了生产的区域化（regionalization），并呼应了“效率优先，兼顾安全”的供应链安排。

3、拜登政府：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

2021年，拜登入主白宫。在对外贸易领域，拜登政府并没有表现出推动自由贸易和重启全球化进程的意愿，与特朗普政府的做法并无太大差异。有所区别的是，拜登从特朗普“单打独斗”回到了奥巴马“拉帮结伙”的套路。在民主峰会、美国—东盟国家特别峰会、美洲国家峰会、四方安全对话（QUAD）、七国集团峰会、北约国家峰会等，拜登要么是东道主，要么从未缺席。这些峰会的议题各异，参与方也各不相同，但有两个共同的关键词，一是中国，二是供应链。从这些安排中，可以看到奥巴马时代所操弄的TPP、TTIP、TISA等的影子，也就是所谓的“排除中国在外”的战略。在有关供应链方面，拜登在其中一项行政命令中曾明确指出，美国需要一个“有韧性、多元化和安全的供应链”[5]。在亚太地区，拜登并没有重返TPP，而是提出了“印太经济框架（IPEF）”，在一定程度上激活了奥巴马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根据已披露的信息，它涵盖了四个方面的内容：公平贸易；供应链安全；清洁能源、减碳和基础设施建设；税收和反腐；涉及美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斐济和东盟七国在内的14个国家[6]。

2021年，在美国的进口中，中国所占的比重是18%。同一年，在IPEF其他成员的进口中，中国和美国所占的比重依次是：澳大利亚（28%、10%）；斐济（15%、11%）；印度（15%、7%）；日本（24%、11%）。由于数据可得性的原因，我们只能看到韩国和东盟2020年分国别的进口信息，中国和美国所占的比重依次是：韩国（23%、12%）；东盟（23%、8%）。2021年，在美国的出口中，中国所占的比重是9%。同一年，在IPEF其他成员的出口中，中国和美国所占的比重依次是：澳大利亚（34%、3%）；斐济（6%、2%）；印度（6%、18%）；日本（22%、18%）。在韩国和东盟2020年的出口中，中国和美国所占的比重依次是：韩国（26%、15%）；东盟（26%、15%）[7]。美国希望借此强化与这些国家的供应链关系，降低对中国的依赖。IPEF也是拜登政府落实“价值观贸易”的一个尝试，是美国进行“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的一个载体，通过实现生产的盟友化，进一步打造安全的供应链。

与其他国家一样，中国根据国际环境的变化，不断调整供应链布局。21世纪以来，中国供应链的安排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特征。

1、效率至上

2001年，中国加入WTO，对外贸易发展步入快车道。在相对宽松和自由的国际环境中，中国对外贸易有充分的条件追求“效率至上”，从东亚、东南亚、欧美等地区进口中间品，组装完成后向全世界出口。通过“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中国一跃成为“世界工厂”，并成为世界最大的出口国和贸易体。总体上看，在这一时期，中国对外贸易表现出“大进大出”的特点，“为出口而进口”，在“买全球”的同时“卖全球”。这一发展也具体反映在中美贸易中，美国逐渐成为中国最大的出口目的地。在20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90年代，美国是中国的第二大出口目的地，而从2000年开始，美国一直是中国最大的出口目的地——1985年，美国在中国出口中的占比是8.6%；1995年，占比是16.6%；2000年，占比是20.9%；2005年，占比是21.4%[8]。总体来看，这一时期中国对外贸易表现出来的特征，与Just in time的供应链模式是一致的。随着贸易壁垒的下降，在中美关系回稳的情况下，中国对外贸易尤其是出口表现出“效率至上”的特点，并最终体现在对于向美国出口的依赖上。“两头在外”这一供应链关系的问题在于，一旦国际环境恶化或者美国国内政治经济环境发生变化，中国出口将受到比较大的挑战，从而表现出比较大的脆弱性。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尽管美国依然是中国最大的出口目的地，但其占比已经有所下降：2010年，占比是18.0%；2020年，占比是17.4%[9]。

2、兼顾安全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在贸易保护主义不断抬头的同时，地缘政治局势也日趋紧张。2008年，全球经济总量前三强分别是美国、日本和中国，依次是14.71万亿、5.11万亿和4.59万亿美元。而在奥巴马入主白宫的第二年即2010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经济总量是美国的41%[10]。2011年，奥巴马在夏威夷的APEC峰会期间，提出美国要“转向亚太”。2012年，时任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在香格里拉对话上提出了“亚太再平衡”战略。在经贸领域，美国推进了一系列排除中国在外的贸易谈判，包括TPP、TTIP和TISA。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从2013年开始建立自贸区，呼应国际社会对中国更高水平开放的期待，另一方面，也通过负面清单模式和修改外资利用的法律，进一步放松外资进入的门槛。与此同时，在2013年，中国领导人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促进中国与沿线国家高质量的“产能合作”。在美国的挤压下，中国需要寻找新的国际合作空间，“一带一路”是这方面努力的一个具体体现。同时，中国积极推动与亚太地区和国家签订或升级自由贸易协定，包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智利、哥斯达黎加、秘鲁、东盟、新加坡等。中国参与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包括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东盟10国），在2013年启动谈判，2021年11月正式签署，2022年1月正式生效。中国也开启了与日本和韩国的自贸协定谈判，从2013年一直推进到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前。

上述举措是中国在不利的国际经济与政治环境下，为打造安全的供应链所做的尝试。一方面，让中国出口的目的地更为多元化。另一方面，降低对单一进口来源的依赖。就中美经贸关系而言，一方面，中国对美国作为出口目的地的依赖已在下降。另一方面，中国对美国并不存在过高的进口依赖。1985年，美国是第二大进口来源，占比是12.1%；1995年，依然是第二大进口来源，占比是12.2%；2005年，是第四大进口来源，占比是7.4%；2015年，是第二大进口来源，占比是8.8%；2020年，是第四大进口来源，占比是6.6%[11]。更为重要的是，从2020年开始，东盟取代欧盟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也是中国最大的进口来源地，第三大出口目的地。东盟作为中国的供应链伙伴，其重要性日益凸现出来。东盟是中国的FTA伙伴，也是RCEP的重要成员，还是“一带一路”的重要支撑，与东盟贸易联系的深化，是中国推进与周边国家的自由贸易进程，打造安全供应链的重要成果之一。与“兼顾安全”（Just in case）的供应链安排是呼应的，在效率优先的情况下纳入安全考量。

3、底线思维

近几年，由于贸易摩擦、疫情蔓延和地缘博弈的连续冲击，国际贸易和投资的环境趋于恶化，不确定性增加，暴露了“效率至上”（Just in time）的供应链安排存在风险，也凸显了“效率优先，兼顾安全”（Just in case）的供应链安排存在局限（如贸易伙伴同时停工停产造成供应链中断）。

在这种情况下，针对供应链安排，中国有了“安全第一”（Just in worst-case）的考量，也可以称之为“底线思维”。在此背景下，中国加快了国内市场整合和一体化的步伐。2018年11月，长三角区域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2019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的27个城市被纳入中心区建设。2019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加快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促进粤港澳合作，推进泛珠三角区域一体化。2021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形成优势互补的区域经济布局，拓展市场空间，优化和稳定供应链。2020年4月，中央财经委会议提出构建以国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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