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
文 /奚锡灿（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助理教授）
注 /本文为作者在第177期【鸿儒论道】的评议，经本人审阅
图片/图虫创意
在过去两三年里，我国的政策界和学术界出现了一种流行的说法，那就是中国过早过快地去工业化了，所以我们需要在政策上做一些事情，去遏制或者逆转过早去工业化的趋势。但是，在讨论具体的政策之前，我们需要把一个基本的问题理清楚，那就是中国到底有没有“过早去工业化”？我先把结论摆上来，我的结论是中国并没有出现所谓的过早去工业化，恰恰相反，中国服务业的发展严重不足。接下来，我会从几个不同的角度来论证这个事情。第一个角度，国际比较。从发达国家历史上走过的路径中，我们可以发现工业占比与人均GDP之间非常一致的倒U型关系。我这里选取了十个国家，既包括像英美这样的先发国家，也包括像日韩这样相对后发的国家。这十个经济体不约而同，随着人均收入不断上升，工业在宏观经济的比重先上升后下降，顶点大概在人均收入达到5000-9000美金之间出现。注意这里我用的是1990年以购买力平价计算国际元；刚才牛总用的是2017年的国际元，所以会高一些。以这个标准衡量，我们国家工业占比“见顶”的时间并未偏早。
相反，如果我们看服务业，可以发现，跟发达国家历史上同等人均收入水平相比，我国服务业在宏观经济中的占比，无论看就业还是GDP占比，都要显著偏低，差距最大的时候达到15个百分点。因此，从国际比较的视角来看，我国不存在所谓过早去工业化的现象，相反，我国服务业占宏观经济的比重严重偏低。当然，很多人可能会说，我们中国的国情和其他国家不一样，不一定要复制其他国家的路径。接下来，我就换一个角度，来看中国经济的另一些结构性问题，而这些结构问题与服务业发展不足是密切相关的。比如，现在我们讲双循环，一个原因是我们的经济结构存在不平衡、不均衡的现象。其中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就是中国经济长期以来过度依赖于投资和出口。如果我们看GDP的构成，那么消费占我国GDP的比重，在过去20年一直在50%左右徘徊，不但比发达国家低很多，也比像印度、巴西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更低。反过来，投资和出口占我国GDP的比重，则显著高于世界上其他主要经济体。这跟服务业发展的滞后有没有关系？有非常紧密的关系。因为我们知道服务业产品，除了少部分以外，通常是很难贸易和出口的。相比较而言，在投资品和出口品里有大量的工业品。所以，服务业发展不足，和消费占比显著偏低，是密切关联在一起。接下来看收入分配。一个国家的GDP总是可以像蛋糕一样切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劳动收入，另外一部分是资本收入。劳动收入由大量的劳动者所分享，但是资本收入往往是由少数人所集中拥有。如果资本收入份额过高，劳动收入份额过低，往往意味着比较严重的收入分配问题。中国的劳动收入份额在很多年一直低于50%，而在发达国家，这个数一般在60%以上。那么，这和服务业发展落后有什么关系？如果我们看服务业和工业各自的劳动收入份额，服务业的劳动收入份额要比工业部门更高。所以，如果整个经济的服务业占比不够高，那么整体的劳动收入份额显然就会偏低，因为整体的劳动收入份额无非是各个部门的劳动收入份额的加权平均。因此，从中国经济的这两个结构问题来看，我国服务业发展也是不足的。接下来看政策导向。如果我们要讲“过早去工业化”，这个“过”是比较级，意味着存在一些人为扭曲和政策诱导，导致我们的资源分配过度偏向于服务业。那么，事实上是不是这样？我想恰恰相反。长期以来，我国各级政策一直是更偏向于工业部门。首先看土地。工业用地价格长期远低于商住用地价格，意味着土地政策这一项就偏向了工业部门。第二是产业政策。从中央到地方，每年出台大量的产业政策，这里面工业部门占了多少比例？服务业部门占了多少比例？这个不用我多说，大家一看就很明白。第三是监管和准入限制，改革开放40年一个非常大的成就，是把工业部门的很多准入限度给拆除了，实现了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比较公平的竞争。但是，在很多重要的服务部门，例如医疗、金融、教育等，还存在着大量的准入限制，民间资本很难进去，进去也会被重重监管。第四个因素大家不太容易想到，那就是城市化政策对服务业的影响。大部分的服务行业严重依赖于人口密度，依赖于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面对面的交易。这跟工业品不一样，工业品可以在中国生产，运到美国去卖。因此，当一个地方有比较高的人口密度时，就比较容易发展服务业。如果一个地方的人口比较稀疏，服务业就发展不起来。比如，现在农村有什么样的服务业？除了几个小卖部、小吃摊子，甚至连电影院都没有，因为人口密度太低，这是支撑不起电影院需要的客流量。所以，如果城市化政策偏向低密度地区、偏向农村和中小城市，就会抑制服务业增长。
给大家看几个图。第一图画了三条线，最上面这条线是我国城市地区服务业占总就业的比重，最下面这条线是我国农村地区服务业占总就业比重，我们可以看到差距巨大。在城市地区，服务业占了总就业的60%以上，在农村部分只有10%-15%左右。这是城乡之间的差别。
接下来看一下我国城市化水平的国际比较。有四条线，上面两条是日本和韩国在不同人均GDP水平下的城市化水平。日本和韩国不完全一样，但是在不同人均收入水平下，城市化水平比较接近。下面有两条线，都是我们中国，因此要衡量中国的城市化水平比较麻烦。我用了两个不同的度量，一个是户籍人口，第二个是常住人口。蓝色表示我国以常住人口来衡量的城市化水平，而红色是以户籍人口衡量的城市化水平。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以常住人口来衡量，还是以户籍人口衡量，在每一个对应的发展阶段，我国的城市化水平都要比日本和韩国低很多。结合我刚才讲的人口密度和服务业发展的关系，这也就意味着我国城市化政策抑制了服务业的发展。为什么我国的政策会偏向于工业部门？可能有几个原因：第一，我国在政策层面还残留着很多计划经济的成份，而计划经济和大工业是非常匹配的两个东西。事实上，在历史上搞过计划经济的那些国家，今天的服务业发展水平大都相对滞后。第二，工业品可以贸易，意味着工业面临着区域竞争和国际竞，但是，服务业大部分是当地的、局部的，可贸易性低。在这种情况下，政策更偏向于工业部门，也容易理解，否则别的地区和国家就把你的行业给抢跑了。 接下来讲一个这两年很热门的词——鲍莫尔成本病。很多人讲，为了稳住工业部门占比，我们要用更多的力量去促进工业部门的技术进步。问题在于，如果工业部门实现了快速的技术进步，工业在宏观经济的占比会提高吗？结论非常出乎大家的意料。威廉鲍莫尔在60年代就提出了一个非常深刻并且被后来的事实反复验证的命题：如果工业部门的技术进步比服务业快，那么工业占比会提高还是降低，取决于工业和服务业之间是替代还是互补。我从《道德经》里面摘出两句话来解释这个命题。第一句话，如果工业和服务业之间是相互替代的关系，那就是“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技术进步快的部门会获得更多的资源。但是，反过来，如果工业和服务业之间是相互补充的关系，那就是《道德经》里的另外一句话：“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技术进步慢的部门反而获得更多资源，在宏观经济中的比重会上升。为什么？这个事很不好理解。之所以不好理解，我开玩笑说因为这就是“天之道”，天之道不是常人容易理解的。举一个极端互补的例子。假设有一个健全的人有两只脚，需要有左边的鞋和右边的鞋。现在假设他有很多左边的鞋，但是只有一只右边的鞋。这个时候，他需要准备更多左边的鞋还是右边的鞋？很显然是更多右边的鞋，因此一只右边的鞋配上一万只左边的鞋，效果等于1只左边的鞋配1只右边的鞋。所以，两个部门相互补充的情况下，你要把资源往技术进步慢的部门倾斜。工业和服务业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呢？起码现在或者在可预见的将来，工业和服务业之间大体上还是相互补充的关系。当然，如果哪天机器能够完全替代人类的作用，那么工业和服务业之间的界限就会完全模糊，你很难分清什么是工业，什么是服务业，两者可以相互替代。但是在这之前，这两个部门还是相互补充的关系。 最后一点，在现代社会里，制造和服务之间是高度融合、相辅相成的关系。正因为此，制造业或者工业在宏观经济的占比，跟它的竞争力是很难划一个等号的。在现代经济，如果我们想要提高工业的竞争力，不能仅仅从工业本身做文章。要在什么地方做文章？往往要在服务环节，在管理、研发、设计、销售、金融等等环节。这些环节做好了，工业和制造的竞争力才会越强。 因此，所谓的工业的升级换代，往往意味着产品附加值往“微笑曲线”的两端移动，前端的研发、设计和后端的销售、售后服务等。所以，工业竞争力的提升，可能意味着制造业环节占整个经济的比重反而下降。由此引发出一个连带的问题，那就是度量问题。这是一个什么问题呢？如果我们去看一个现代的工业大企业，它不光只有一个制造车间或者制造工厂。实际上，现代工业大企业内部有非常丰富的服务环节，经常有自己的研发部门、法务部门、营销团队、会计部门、金融部门等等。但是，在我们现在的统计操作下，工业和服务业的统计是以企业为基本单位的。因此，即便工业企业里面有研发、法律、营销、会计等服务成分，如果整个企业被计入工业，那么这些服务环节通通都会被计入工业部门的就业和附加值。但是，如果工业企业要瘦瘦身，把这些服务环节外包出去了，成立独立的服务业公司，那么，虽然人还是同样那些人，做的事还是同样那些事，但现在就会被计入服务业就业和附加值。 大家可以想象，在比较短的时期内，比如说两三年之内，这些度量误差很可能会对工业和服务业的统计产生比较大的影响。比如说，假如我们现在推出一些政策去鼓励企业做服务外包，那么有些工业企业就会把服务环节独立出去成立新公司。在我们现在的统计操作下，这些原来在工业部门里的就业人员，忽然就变成了服务业就业，尽管这些人还是在做跟之前一模一样的事情。这就提醒我们，即使我们在数据中观察到，工业占GDP或就业的比重正在下降，这并不一定意味着我们的经济发生了从工业到服务业的转型。这也可能是度量问题所造成的统计假象：整个社会的服务含量并没有出现质的提升，只不过原先在同一个公司做的事情，现在分成两个公司去做。我觉得这是我们在讨论“去工业化”时，需要特别当心的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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