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数西算战略的产业逻辑和机会

东数西算融合了多个生态和行业，这个产业链的上中下游情况各自不同，把握政策机遇规避风险的姿势也有所不同。

2022年开年有一个大事，东数西算工程全面启动了。“东数西算”工程，简单说，是一项至关重要的国家工程，首次将算力资源提升到像水、电、燃气等基础资源的高度，统筹布局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帮助中国全面推进算力基础设施化。

和“西气东输”、“西电东送”及“南水北调”工程相似，“东数西算”核心是算力资源跨域调配。

2020年12月2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能源局（以下简称四部委）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协同创新体系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提出构建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协同创新体系，“东数西算”工程首次出现在公众视野里。

2021年5月24日，四部委联合印发《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协同创新体系算力枢纽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提出布局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加快实施“东数西算”工程，国家枢纽节点之间进一步打通网络传输通道，加强云算力服务、数据流通、数据应用、安全保障等方面的探索实践。

今年1月，四部委联合复函同意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贵州、甘肃、内蒙古和宁夏启动建设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外界普遍将此视为启动“东数西算”工程的标志性事件。

“东数西算”对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如能按预期完成，不仅会为中国的数字经济带来蓬勃的新动力，还会对未来全球数字经济的发展产生重大而深刻的影响。

“东数西算”三年酝酿，今年启动，如此重大的工程，必然将带动经济和产业的一系列变化和影响。本文试图回答三个问题：

1、“东数西算”和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关系是什么？

2、“东数西算”产业逻辑是什么？

3、谁能在“东数西算”的大布局中找到机会？

 和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两层关系

过去十几年间，一些优秀的中国企业抓住了移动互联网大发展带来的产业机遇，成长为世界顶级公司。在数字经济的世界里，中美两国把其他对手远远地甩在了身后。

中美科技公司的发展有其共性，也有其独特点。一个巨大的不同是，相对于全球拓展的美国互联网企业，中国的互联网公司的发展主要依靠本土市场。所以当国内移动电话的普及程度已经超过人口总量的时候，ToC（面向个人客户）数字经济已经接近了产业发展的天花板。

近几年来，国家层面不断强调注重数字经济发展，提出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引导数字经济走向更广阔的ToB（面向企业客户）市场。这个导向与技术发展趋势是一致的，近年来非常热门的数字化技术，比如物联网、5G、云计算等，主要的应用场景都是发展ToB数字经济。 

数字经济发展需要坚实的数字化基础设施。中国拥有覆盖好、速率高，稳定可靠的公众移动通信基础设施，能够让数亿客户随时随地使用移动互联网应用，成功带动ToC数字经济的规模化发展。

但当面对企业客户的需求时，现有的基础设施能力就不一定达标了。无论是数字化连接成本，还是与通信网络、云计算能力的融合，乃至基础设施与应用的集成，必须再一次对数字化基础设施进行产业升级，才能为数字经济的跃升提供更有效的助推力。

这是“东数西算”战略工程不得不做的第一个重要背景。

这一轮次数字经济发展还遇到一个非常大的难题：如何在节能减排的约束框架下建设数字化基础设施。

在国务院印发的《“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中，明确提出国家层面对数字经济未来五年的发展期望，“做大做优数字经济”已经升级为国家战略。然而发展数字经济需要的基础设施，必须要符合同为国家战略的“碳中和”规划要求，不能因为自身的发展而破坏中国对世界的承诺。

数字经济发展为我们的生活提供了非常多的便利，给数字化平台的供给方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但同时数字化平台的建设和运营也产生了巨大的能源消耗。

2020年中国数据中心耗电量已逾2000亿千瓦时，占全社会用电量2％。从全球范围来看，有研究机构预测，按照现在的发展模式，到2040年信息和通信技术产业的碳排放量将占到全球排放量的14％。

考虑到数字经济具有集中化的产业特征，这就意味着绝大部分能耗和碳排放的压力都要由数字经济供给平台的所在地来承担。

在这样的背景下，推动数字经济不断做强做优做大，保持健康发展的态势就显得尤其重要。2021年11月底，四部委联合印发《贯彻落实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要求，推动数据中心和5G等新型基础设施绿色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强调在适度超前发展数据中心、5G等新型基础设施的过程中，坚持科学布局，集约发展，在发展中实现低碳转型。

这是“东数西算”不得不做，且做好的第二个大背景：将大型和超大型数据中心布局到可再生能源等资源相对丰富的西部地区，统筹调度东西部数据中心算力需求与供给，实现全国算力、网络、数据、能源等协同联动。

 政策逻辑下的产业逻辑

要深入分析东数西算的深层产业逻辑，首先可以回顾一下提速降费的产业逻辑。东数西算是为ToB数字经济提供基础设施，而已经成功的提速降费则是ToC数字经济的基础设施。

2015年5月，李克强总理在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时要求，将“提网速、降网费”落到实处。从2017年至2021年，每年《政府工作报告》都对信息通信业“提速降费”工作提出了明确的部署和要求。

根据中国信通院2021年9月发布的《中国宽带发展白皮书》中的数据，到2021年6月，我国固定宽带单位带宽和移动网络单位流量平均资费降幅超95%，移动数据流量平均资费降至3.22元/GB，用户月均移动数据使用量为12.62GB。

为确保对偏远地区的全覆盖，中国运营商斥巨资进行基础能力建设，仅中国移动一家的4G基站数量就占到全球总数的三分之一，覆盖中国99.7%的人口。根据第三方数据分析机构Speedtest公布的数据，中国固定宽带速率位居全球第8，移动宽带上网速率排名全球第9。

中国的每个人都可以使用稳定、可靠、廉价的高速宽带移动通信，中国巨大的人口基数直接转化为移动互联网的市场空间，这为中国的移动互联网企业发展创造了非常好的条件：开放的网络技术可以使产品迅速在全国范围进行扩张，超高速的发展态势吸引了大量投资，优秀的人才通过发展取得了丰厚的回报。

虽然运营商在实施提速降费的过程中心有不甘，但不可否认的是：过高的基础设施成本会制约产业的发展，如果通过产业政策推动低价高质量的基础设施，可以加速整个产业的发展，这一过程不但会带动经济总量的增长，也会有优秀的企业脱颖而出。

“提速降费”是中国利用合理的产业政策，推动基础设施先行，进而拉动产业快速发展的一个成功例证。

ToC数字经济的基础设施主要由电信运营商打造，主要通过技术创新和规模摊薄成本，让用户享受到低价服务。提速降费，是在规模、成本、覆盖等方面全面加强，能为海量的客户随时随地提供低成本的服务。

ToB数字经济基础设施的建设则要复杂的多，这种复杂性包括这么几个方面：

第一是涉及的技术范围更广。不仅包括存储、计算等IT（计算机技术）能力，还有CT（通信技术）的连接转化和传输组网，有时还包括平台提供的一些公共服务和特性化资源。也就是说，需要将云计算、通信等诸多要素组合在一起，这意味着在建设过程中会遇到诸多不定因素。

第二是开放性不足。通信产业的发展以互联互通为基础，不同系统之间是标准化接口，CT技术体系具有较强的开放性。而IT产业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基本都是遵从厂商自行定义的事实标准，因此在进行跨厂商和平台的系统集成与开发时有较多的不确定性。

第三，除了速度快、系统稳、算力强，ToB数字经济对基础设施还有非常强烈的降低成本的诉求。如果基础设施的使用费用居高不下，就会抑制ToB数字经济的发展；而如果基础设施的投入不能带来高收益，建设企业又会缺乏积极性。

难度这么大，问题这么多，如果没有产业政策的支持和引导，完全依托市场化运作，恐怕很难募集足够的资本愿意投入到这种周期长、风险高、收益低的基础设施建设中来。

那么从国家层面看，什么样的产业政策更有助于目标的达成呢？

说到“东数西算”，自然容易联想到“南水北调”、“西电东送”和“西气东输”这几大工程。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是在国家层面的整体规划之下，进行跨地域的资源调配，目的是延展东部地区的发展空间，推进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形成合理的产业资源布局。

数据中心既有高耗能的属性，又能拉动数字经济的发展，因此在西部建设国家级算力枢纽，对于提高绿色能源占比、促进共同富裕框架下的产业有效转移，带动数字经济增长等多重效果。同时也能够缓解当下东部能源需求的紧张局面。

从发展趋势来看，更能体现出这一规划的合理性。

数字经济发展带来数据量的暴增，据IDC发布的《数据时代2025》报告预测，全球每天会产生491EB的数据（1EB是10亿GB），其中大约40%的数据需要进行存储的。

也就是说，未来对数据中心的需求会持续上升；而如果ToB数字经济成功起飞，那么面对指数级增长的数据总量。数据中心应该如何布局才能更加经济合理？

“东数西算”是将东部地区产生的海量数据就地变成比特流，通过信息通道传送西部地区进行存储，这种处理方式避免“西电东送”产生的电力传输损耗，数据传送的规模越大，经济收益越明显。

除了强调资源侧的统筹调配，“东数西算”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设计思想，就是数据中心的“按需分配”，在西部地区打造面向全国的非实时性算力保障基地，而东部枢纽的定位是做应用需求强烈的节点，不断优化，满足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实施需要。

总体来说，“东数西算”是从“供给”和“需求”的视角综合考量之后，超前性地启动基础设施建设，谋求实现资源的合理布局与分配，确保国家战略在信息产业落地的重要举措。

如果不能理解这种自顶向下的规划逻辑，就可能对其中的内容产生误判，继而形成错误的决策。

每当有国家层面的产业政策出台时，地方政府都有意愿借助土地出让或者财政补贴吸引企业投资，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然而在实际操作中，有些企业只是贪政策的便宜，不想做实事，导致不少补贴举措未见成效。

“东数西算”需要建设规模庞大的数据中心，投资大，占地面积广，对地方政府有很强的吸引力，如不合理管控，极易发生资源浪费的情况。

因此，《实施方案》中最重要的原则就是“加强统筹”，强调“加强数据中心统筹规划和规范管理，开展数据中心、网络、土地、用能、水、电等方面的政策协同，促进全国范围数据中心合理布局、有序发展，避免一哄而上、供需失衡。”

在国家算力枢纽节点的建设批复中，将建设范围圈定为8大枢纽10大集群，这一方面限制了其他地区数据中心的发展规模，另一方面将枢纽节点的建设纳入到国家级管控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对地方政府的行为有控制，对享受政策却不作为的企业也会有震慑作用。

在诸多对“东数西算”规划的解读中，多的是强调每年数千亿的投资及其带来的产业发展机遇，但如果仔细看《实施方案》和批复的内容，就会理解：政策核心是通过统筹规划和全网运作，实现合理的产业布局和资源分配，不仅是要做大数据中心，更是要建好算力枢纽。

 上中下游产业机会

以往刺激性的产业政策发布后，都会听到产业界响起热烈的掌声；但这一次却有不少反对的声音。

传统意义来看，ToB数字经济基础设施的核心是数据中心，这条融合了多个生态和行业的产业链，基本可以分为上中下游三个部分。

上游主要为数据中心机房建设提供必须的基础设施或者条件，包括服务器、交换机、供电设备等设备供应商，电源系统供应集成商，以及土地、制冷和宽带服务商等。

中游对上游的资源进行整合，建设稳定高效的数据中心机房，并为信息系统提供服务，包括电信运营商、云服务提供商以及第三方数据中心服务商。

下游是数据中心机房的使用者，包括互联网企业、集成开发商、企业客户等，他们有的是最终客户，有的是利用数据中心的资源再为其他客户提供服务的企业。

东数西算的规划出台、算力枢纽的布局批复之后，一大批概念股暴涨，这些企业大多数位于产业链上游，看起来是每年数千亿投资的受益者。

但是位于产业链中游的企业，如果只看自身经济效益的话，很难认为这是利好。这出于三个很实际的考量。

首先，数据中心的大规模超前建设，会使行业竞争形势进一步恶化，供大于求的同质化竞争必将引发单价下滑，导致企业收益下降。原本数据中心的利润已经很薄了，再降价无异于是雪上加霜。

再者，《实施方案》等文件对算力枢纽的技术要求非常高，现有的数据中心很难完全达标；而在加强统筹的基调下，即便能获得一些政策补贴，也难以弥补大规模建设数据中心的成本。

第三，ToB数字经济还没有全面激活，需求不足是普遍的现象，在西部地区更明显。不少数据中心从业者认为：现有的西部机房容量已有冗余，没必要再进一步提升规模。

总体来说，中游企业不想在风险很大的情况下进行大规模投资，又担心算力枢纽建成后数据中心陷入价格战收益下滑，产业蛋糕虽然看着大，但自己却无力消化，因此很难从积极的角度看东数西算。

中游企业没有积极性，每年数千亿的投资会不会是空中画的大饼，空有概念却无法落地？于是狂欢之后没几天，投资者们看到了风险，概念股们又迅速领跌。

同样位于产业链中游，电信运营商的表态则非常积极。这一方面是身为国家队，要体现出对国家政策的支持；更是因为从运营商自身的视角看，这是非常重要的产业机会。

不少资深员工非常怀恋电信运营商在本世纪初的高光时刻，那时无论是收入水平还是社会地位，电信运营商都是令人向往的企业。但之后互联网企业迅速崛起，运营商则是屡屡突围转型都未能涅槃重生，日渐落寞。

长期以来，电信运营商都是ICT基础设施的建设和运营主体，虽然在技术、商业、生态等方面比不上互联网云公司，但国内的电信运营商并没有像海外运营商那样放弃云计算，而是坚持长期投入，维持自己在云计算领域的玩家身份。

近几年前，华为、阿里和腾讯等科技公司积极推动云计算在中国的发展，取得了不俗的成果。在未来ToB数字经济的整体布局中，云和网都是基础设施的组成部分。电信运营商不仅在网络、传输等领域拥有资源优势和运营能力，还有长期沉淀下来的属地化运营体系，无论是与云公司合作还是发展自身的云业务，都更具优势。

当国家再一次关注基础设施建设，启动“东数西算”的时候，运营商既看到了宏观上的产业机会，又意识到自身在网络、传输、云计算等基础资源优势，可以转化为在能力建设和运营当面的竞争力。无论是中国移动力推的“算力网络”还是中国电信对“算力时代”的积极响应，都表现出电信运营商对这一轮产业热潮的热切期盼。

即便是非专业人士，也会发现这次规划中的一个突出特点：在政策性文件中，非常强调对技术的高标准和特殊要求，尤其在时延方面，提出数据中心集群端到端单向网络时延原则上在20毫秒范围内；城市内部数据中心端到端单向网络时延原则上在10毫秒范围内。

对于数字化基础设施的使用者来说，部分场景应用会对时延有非常苛刻的要求。包括数据的快速获取、算法的快速生成、对变化的及时响应，如果基础设施不具备提供超低时延的能力，自然不敢把数据中心放在远端。

客观来说，采用现有的成熟技术和传统的建设方式，是很难达成这些指标要求的。超远距离传输会有时延，而更大的时延往往来自于跨网络跨运营主体的使用场景，把数据从张北集群的阿里云数据中心传动到位于贵安的腾讯数据中心，中间是电信运营商提供的传输网络，怎么保证端到端时延能达标？

但规划的制定方对此态度坚决。在他们看来，产业规划具有超前性，不仅要预先考虑技术进步的因素，更是希望通过规划牵引技术的发展。规划中的指标是基于数据中心使用者的需求反推形成的，这些技术障碍不解决，依旧会是ToB数字经济发展的绊脚石。

要解决这组矛盾，需要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是优化数字化应用，将实时性要求高的部分拆分出来，部署在本地的数据中心甚至边缘节点，减少的远程数据传输和算力调配；另一方面是加强基础技术和能力的研发，满足“东数西算”对于远距离传输和多系统集成的特殊要求，尽可能地压缩时延。

当然，很多技术都要在大规模部署过程中不断提高成熟度，在不影响整体稳定性的前提下小步快跑、多次迭代，所以说目前的思路也无不可。

企业演变成为规模庞大的商业帝国之后，往往会在技术上趋于保守，同时试图通过各种手段维持自身的垄断地位和经济利益。近年来，ICT产业集中度越来越高，新兴企业的机会越来越少，整体发展速度也渐渐慢了。

“东数西算”对于技术指标的高要求，给新兴企业的发展机会：谁能够率先完成创新，攻克规划中提及的指标和技术难题，就可以在东数西算规划中的巨大市场空间里获得收益和成长性，甚至一飞冲天。

总体来说，未来数据中心的建设和运营具又专业性强、周期长、投资大等产业特征，同时又是难度大、风险高、收益不可控的领域，单独看这个业务，容易被民营企业和投资者质疑其合理性。

但是从国家战略视角，对数据中心进行统筹规划，兼顾安全和节能政策要求，打造基础设施拉动ToB数字经济的发展，是完全正确的。

因此对于数据中心的建设和运营者来说，一方面要采用先进的产品和技术，按照指标要求提供资源和能力；另一方面通过规模化运作和持续优化降低供给成本，实现企业自身的良性运转。

这就意味着节奏的控制非常关键：在技术不成熟和需求不清晰的情况下急于扩大规模，会造成资源浪费，经营结果必然很差；但如果瞻前顾后能力建设不够，就很可能因为资源不足而错过市场拓展的良机，增加后续经营的难度。

可以预见的是：如果合理布局的算力体系发展成为ToB数字经济的基础设施，以低成本和低碳的方式，满足企业数字化对于基础设施的功能、性能、成本等诉求，相信我国的数字经济会再次腾飞，而且同时会涌现一批成功的新数字化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