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科技作为最独特、最重要的人类成就，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原动力。说一切人文社会学科“要么迎合科学，要么对抗科学”，并不为过。
而毋庸置疑的是，“科学”首先是一个西方概念，脱胎于西方文明。由此也出现了著名的 “李约瑟难题”，即“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随着互联网、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新科技革命的推进，我们似乎还要回答类似的问题：科技发展还要走西方那种独特道路吗？如果中国科技要走出自己的道路，怎样才能孕育出新的科学范式？
诚然，我们还无力回答这样庞大的命题。但有一个事实是肯定的，即科学技术在东西方走上不同的道路，文化和宗教上的价值观起了重要作用。
比如古代和中世纪的中国工匠，曾发明了钢铁冶炼技术、火药和造纸、机械钟表、传送带等装置……有学者认为，这些贡献远比西方力学家和能说会道的理论家多得多。但为什么，文艺复兴之后现代科学会率先在西方孕育呢？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文艺复兴开始，西方文明思想史和观念史的转变，导致了现代世界观的形成，推动了科技的指数式发展，从而在各项成果上超越了缓慢而稳定前进的中国。
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这样形容理论对科技的重要性：存在一个致力于解开现有范式（Paradigm）提出的谜题的常规科学，随着常规科学无法解释的问题不断累积，最终引发范式的危机。而这个危机以新的范式取代旧的范式得以平复。
科技的发展过程，正是不断吸收新的视角、新的思潮、新的解释，进而产生新观念、新内容、新范式。
所以，不深入了解文明与思想的变迁，就很难看清现代科技何以兴起、何以向前演进。今天我们就“务虚”一把，聊聊历史上那些对现代科技影响深远的重要思想理论。
主体主义：人的觉醒
直到今天，主导科技领域的两种基本方法，依然是文艺复兴时期诞生的开普勒范式和牛顿范式。前者从数据中总结规律，后者寻求基本原理来解决实际问题。
对这两大范式影响深远的，正是主体主义思潮。
中世纪时期，教会宗教文化长期桎梏了社会发展与科学进步，导致发展力停滞不前，引起了市民群众的广泛不满，文艺复兴便是在这个时候，以“复兴古罗马与古希腊文化、复兴古典主义、以人文主义精神为中心”作为精神指导，于欧洲各国被点燃。
许多哲学家从古典文化中汲取灵感，引用古希腊赫尔墨斯文献，强调人性与神性的统一，提出“人是一个伟大的奇迹，任何动物都要向他致以敬意”，反对以亚里士多德哲学为基础的，空洞、繁琐的经院哲学和教会信条。
康德和黑格尔都认为，现代性的核心在于“主体性”。即人是自然的拥有者和主宰。现代人的主体主义，瓦解了亚里士多德宇宙，取代了古代和中世纪的人的客体主体。当时有人形容这场精神革命给世界带来的绝望和混乱：一切条理都已经荡然无存，天空已不再彰显上帝的荣耀。
从14到17世纪，个人主体性的膨胀，不断推动从宗教神学的视角转移到了人本身。
而主体性的觉醒，既是科学之因，也是科学之果。
一方面，当科学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对自身缺少进一步认识的话，科学本身也就很难向前发展了。而随着主体主义的发展与人相关的学科兴起，建构了新的学科体系。社会学、心理学等人文社会科学，才有了快速发展为“显学”的文化土壤。
与此同时，主体主义也让欧洲人改变了思维框架和模式，人作为主体去认知自然、控制自然、改造自然，数学和自然科学开始蓬勃发展，提出了开普勒三大定律、牛顿定律等一系列总结自然现象的科学定律，人类逐步使用望远镜、显微镜、气压计等仪器更精密地研究世界，不断推动科学革命。
可以说，主体主义发扬光大，使人类摆脱了蒙昧，经过17世纪的科学革命，现代科学真正诞生了。
实证主义：重新定义进步
时移世易，科技发展遭遇了新的危机。一方面，主体主义哲学开始产生危机，科学的合法性需要进一步确立。胡塞尔在《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的手稿中提到，从哲学到各门具体学科的研究范式开始变味，变得形式主义。这时候，科学要证明自己的价值，必须确立一种新的进步观，即：科学是进步的，而宗教不是。
与此同时，许多新的理论发现，比如原子物质理论、电磁理论、量子理论、进化论等等，仅用牛顿体系已经不足以阐释物理世界了，迫使科学家们以新的方式看待世界。
在19世纪，人的主体性开始转向了进步的、客观的事物，更严格地定义科学，也推动了实证主义（positivism）在西方各门学科中的崛起。
实证主义排斥抽象的“形而上学”，反对黑格尔派的思辨理性，强调经验事实和科学方法，认为事实、经验或现象才是知识与科学应该关注的对象。
通过实证主义哲学，现代科学开始展现出我们熟悉的样子，观察事实、采取实验和抽样调查等方式收集各种经验数据，最终归纳得出科学定律。
实证主义让科学发生了三种变化：1.精确。将经验数据作为知识的唯一来源和基础，让科学规律变得精确、可量化、可重复。2.事实。对于抽象的哲学问题不予理会不予讨论；3.相对。认识到手段、经验和知识的相对有限，人类永远达不到绝对的知识，这有助于科学的不断演进。
正如伦敦实证主义学会成员的历史学家本(A：w. Benn) 所说：“对于教士区其讲述的关于一个看不见的宇宙的故事，人们曾经非常崇敬，而现在，这些崇敬中有很大一部分已经转移给了天文学家、地质学家、医生和工程师。”
伴随着实证主义哲学的改造，19世纪，科学制度和专业特征开始形成，社会声望和权力开始从宗教转向了科学，科学的优越性由此奠定。
未来主义与后殖民主义：
反思现代性
就像牛顿不可能永远引领物理学的方向，基于实证主义的科学也随着时间的推移遭遇了挑战。
首先，实证主义对研究方法与技术手段的过分追求，不适配一些学科的现实需求。卡特赖特就认为实证主义对方法的刻意追求，让社会心理学变成了根据方法界限而不是实质问题来划分的学科，除了能证明研究者技术高超外，什么都不能证明。
其次，以科技进步为代表的现代西方工业文明，开始暴露出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环境污染、极致效率对人性的压抑等等，孔德（实证主义之父）所提出的“用科学来解决社会问题”等主张，开始被反思。
于是，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社会理论与科技相勾连，开始重新思考科技的发展，以及背后的伦理、政治和社会等问题。
比如卡尔·马克思目睹了十九世纪中叶英国曼彻斯特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导致的贫困，提出了生产资料理论。一些学者开始研究土著社会受到技术变革威胁的影响，还有人关注技术如何影响就业进而导致财富体系和社会分层。
其中，两种思潮以“一横一纵”，呈现出了不同群体对于科技未来的不同选择与倾向：
未来主义，主张在时间的纵轴上，超速前进。
20世纪初，受科技决定论、后现代主义的启发，意大利出现了一种现代主义文学艺术流派——未来主义。主张：科技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旧的文化已失去价值，未来的文艺应当反映现代机器文明、速度、力量和竞争，我们熟悉的“赛博朋克”就是在未来主义的影响下出现的。
同时，未来主义者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可以消除社会差别，解决现有的一切社会制度中存在的弊病。而科技专家应该主宰和掌握人类的命运，成为社会的统治者。未来主义学者Nikola Danaylov曾断言，美国社会的一系列问题正是由于反科学导致的，比如反疫苗、否认气候变化、地球不是圆等言论。
谷歌、IBM等科技公司都雇佣了未来主义者，判断一个人是否是未来主义者，有几个特征：1.是否相信奇点，相信人机融合，机器将拥有超级智能和自我意识，并以进步的名义欢迎这一未来的到来；2.是否接受人体增强，愿意在大脑中植入智能硬件，推崇脑机接口、永生医疗、虚拟现实等科幻概念；3.推崇天才的精英主义，认为技术可以解决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和阶级歧视等社会问题，就如谷歌前工程师所说的，新技术革命将淘汰98%的人，而你要做的是成为前2%。
另一种思潮，后殖民主义，则在反思西方殖民主义的过程中，开始影响到科学思想，主张在文化的横轴上，提高科学的多样性、多元化共存，以及协调发展。
后殖民主义原本是研究殖民时期之后，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文化话语权力关系。1982年开始，美国科学史家路易斯•佩尔森将“殖民地科学”作为一个专门领域进行了系统研究。他认为，西方人总把由资本家支持发展起来的近代科学，看成是文明的标志，显示自己的文化人姿态。而事实上，对于非西方国家来说，牛顿定理这样的物理法则并非唯一有效的理论。
后殖民主义为科技引入了新的视角，让人们开始关注第三世界国家的科技历史与研究。
如果我们将科学定义在近代欧洲出现的科学理论、实验方法、评判规则等一系列东西，那么中国古代自然是没有“科学”的。但以后殖民主义的视角来看，许多原本被看作是民间信仰、巫术的东西，比如针灸学、草药学、女医等非主流的知识也具有合法性，应该与数学、天文、物理等知识一样得到重视，这也为我们重新认知中国科学提供了一种新的方向和方法。
后殖民主义思潮，也为中国面临的“李约瑟问题”提供了一种解题思路。既然近代西方科学也只是一种区域性的、非普适的科学体系，那么中国科技也就不需要以西方科学体系作为唯一的参照对象，“中国古代不存在科学”的说法也就不再是一个问题了。
女性主义：寻找另类世界
值得注意的是，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女性主义思潮开始向人文、社会科学等领域渗透，成为科技领域不可忽视的一股浪潮。
女性主义之所以对科技发展有所借鉴，在于其提供了两种对当代科学的新的阐释：
1.实证主义把科学视为对自然的镜像反应，忽略了科学中人的主体力量，而女性主义则希望从女性主体的视角下，去理解科学的客观力量。
2.后殖民主义倡导科学文化的多元化，而女性主义科学观则树立了一种以女性视角为范式的研究方法，让被忽视的边缘化的科学知识有了被看见、被研究的可能。
唐娜•哈拉维就认为女性主义科学史不必局限在科学中的女性主题上，而应该从各种角度深入分析科学中随处存在的父权制现象，比如“导师对学生实施压迫”就是父权制这一社会等级制度的体现。
作为一种全新的认识世界、社会和人类的视角，女性主义已经成为科学发展中一支重要的学术力量。
历数历史上的文化思潮与科学发展，会发现哲学、宗教及文化等思想渊源，是科技不断演进、变迁的土壤。只有完整、清晰、繁荣的思想之树，才能看懂科技变革的逻辑，孕育出璀璨的科技文明。
对中国而言，西学东渐的科技“舶来品”曾彻底改变了中国思想文化的面貌，重构了中华文明。而站在百年未有之变局前，运用中华文明的哲学思想和话语体系，重新梳理和创造科技的规律、把握未来科技演化的方向，或许是当代中国人不容错过的使命和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