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有个Google软件工程师在该公司内部平台发表了一篇长文，指出“女性天生不适合科技产业”；在该言论被公开之后，引发了一场美国硅谷文化战争。
那时笔者人还在欧洲，却感觉如此切身相关；我认为那样的言论无疑是贬低了从事科学、工程、写程序等相关工作的女性朋友能力，而且马上就被惹毛；因此尽管已经有那么多舆论提出反驳，我还是要来添一把火──当然并不是为了捍卫我自己的性别。
让我着迷的是这个事件提供了在如此多层面讨论不同议题的沃土，包括对于“男性与女性在生物学上差异”的万年争议、对“Google内部政治正确性单一化”的指责，对“企业员工言论自由”的检验，还有那位因此被Google开除的文章作者打算对老东家采取法律行动。
而刺激我站出来说话的最后一根稻草，是Google杰出工程师Yonatan Zunger的一篇评论，他指出那个发表文章的前Google人是没认清他的职业是工程师；Zunger在Google负责隐私权技术开发，他认为自己的工作并非是“打造设备的艺术”而是“修正问题的艺术”。
Zunger在评论中指出：“设备是手段，并非终点；修正问题意味着首先得了解问题，而且因为我们做的所有事情都是为了解决外部世界的问题、与人们相关的问题，这也就是说我们需要了解人们，以及他们与系统互动的方式，这是打造系统每一个步骤的基础。”
简而言之，重点在于如果你是个男性工程师，却不了解使用你开发之系统的女性用户、在你的工程团队也都没有女同事，你是要怎么着手开发产品、又怎么解决会与外部世界(有一半人口以上是女性)互动的系统问题？
“回音室”的争议
仔细阅读那篇题为“Google意识形态回音室”(Google’s Ideological Echo Chamber)的长文(点此阅读全文) ，你会发现作者不满的重点是Google管理阶层的政治偏见，禁止Google人“公开且诚实地讨论”多元化议题。
我们姑且接受他的前提，也可以相信他是真的渴望抒发己见，但就算是只是随意阅读，也不难发现他在文章中可被视为性别歧视的倾向，特别是文中写道“男性与女性在许多方面都有生物性差异”，而且把这种不相干的观察扭曲为“为何我们会看到女性在科技产业与领导阶层的不平等地位”之理由。
换句话说，所有的工程师都是平等的，但比起女性工程师，其他工程师更机会均等。但是当然，那篇长文的作者James Damore──28岁，拥有哈佛大学(Harvard)系统生物学(systems biology)学位──并没有为女性先天不适合工程领域的缺陷提供基础证据。
Google在本周开除了Damore之后，事件的发展更诡异；可预见的是，政治权利掌握了当下，Damore被称为烈士。在某些叙述中，Damore的职业生涯是被所谓的“政治正确性”(political correctness)支持者所压制──请原谅我放弃尝试定义所谓的“政治正确性”，现在看来这是一个无意义的、被滥用的句子。
言论自由？
在目前美国内部意见分歧的政治气候下，舆论反弹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把Damore未经谨慎思考脱口而出的言论，用来探讨严肃的言论自由议题，是一种误导。
首先我们该注意的是，几乎每一家美国企业都坚持自己的“任意雇佣”(at will)雇主权利；因此如果任何员工相信自己的公司会捍卫她/他们在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First Amendment)人权，就是在上班时间做白日梦。
任何一位受雇者如果利用公司的计算机以及电子邮件系统发表具争议性的个人观点──特别是对任何强大利益团体有害或是冒犯的言论──就有丢掉饭碗的风险。在这个议题上，我认为Business Insider针对Damore事件的一篇文章做了最佳诠释，文中写道：“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是保护美国公民的言论自由不被政府限制，并非他们的雇主。”
上述文章还讨论到，因为Damore最有可能是在美国加州被聘雇，加州的法律对于劳工的政治权利特别有同情心；但就算是在加州，他还是面临艰苦战役。而当我阅读整篇Damore的文章，最让人感觉不安的章节是集中在他对于生物学的扭曲理解，并导出一连串应该不会获得具声誉生物学家认同的结论：
平均而言，男性女性在许多方面存在生物学差异；这些差异不只是社会结构的问题，因为：• 它们在人类文化中是普遍的；
• 它们通常具备明显的生物学原因，并与胎儿期睪固酮(prenatal testosterone)有关；
• 生物学的男性如果在出生时就被阉割，而且被当作女性抚养成人，通常仍会被识别为男性，行为也像是男性；
• 那些基础特征(underlying traits)是高度遗传的；
• 它们是我们可以从演化心理学(evolutionary psychology)的角度确实预测的。
而Damore对于男性与女性“个人特质差异”的描述更为肤浅，他写道：
平均而言，相较于男性：• 女性对于直接表达感觉(feelings)以及审美观(aesthetics)的开放性更高，而非想法(ideas)；比起男性，女性通常对于人有更强烈的兴趣，而非事物(这也被解读为同理心- empathizing vs.系统化- systemizing)。 --这解释了为何女性倾向于从事社会性或是艺术领域的工作，而更多男性可能会喜欢写程序，因为后者需要系统化；而在软件工程师中，相对较多女性是在前端工作，处理与人、美学相关事务。
• 女性的外向性(extraversion)表达是合群性(gregariousness)而非决断性(assertiveness)；而且更高度和善性(agreeableness)。 --这导致女性通常在薪资谈判、要求升职，以及发言、领导方面较困难；注意这些只是平均差异，女性与男性之间会有相同的情况，但是这仅被视为是女性议题，导致像Stretch这样的排他性项目出现，以及众多缺乏援助的男性。
• 女性较神经质(neuroticism，高度焦虑、较低抗压性)；这可能是Googlegeist年度员工调查出现较高比例焦虑女性员工的原因，也是为什么较少女性从事高压力职业。
这根本是胡言乱语。
谬论无所不在
在我(身为女性)的成长过程中，无论是学生时期或是后来出社会成为记者、产业观察者，都一直重复听到那些谬论，而且很多都是传播自神经质的男性同胞。
Damore的长文惹恼敏感的观察家们，无论是男性或女性，是因为他把奇闻轶事当成事实，然后据此做出结论：“我不认为我们应该做专断(arbitrary)的社交工程技术，只为了吸引相同比例的男性与女性。”但问题并不在于是否任何一个工作场所有相等比例的男女，Damore却似乎认为那是解答弗洛依德(Freud)知名疑问的答案。
在基础层面，Damore并没有了解到：在工程团队中拥有女性成员，与在职业棒球领域打破肤色的界线是相同的事情；如此每个团队才会变得更好。论点不应该是关于人数的多样性，而是关于能有助于解决问题的思考模式与做事方法的多样性；想想美国职棒史上第一位非裔球员Jackie Robinson，想想首位获颁诺贝尔奖的女性科学家居礼夫人(Madame Curie)。
前面提到的Google杰出工程师Zunger在他的评论中写道：“在本质上，工程的一切是关于合作、协作，以及与你的同事和客户保持同理心；”他解释，如果有人告诉你，工程是一个可以不用在乎人或是感觉的领域，那就是在胡说。
Zunger认为，单兵作战只会发生在菜鸟工程师身上，甚至只可能是因为比较资深的前辈──最有可能是经理──已经花很长时间建立团队社交结构，好让工程师专注于写程序。
此外他也指出：“那篇宣言描述的女性特征，反而是让一个人能在工程领域取得成功的特质…这份工作真正困难的部分，在于了解所写的程序，并对于该做什么已达成特定目标有清晰的计划，以建立达成目标所需的共识。”
Zunger的结论是：“女性确实被社会化为更关注人们的情感性需求等条件，而这是让她们能成为更棒、而非更糟工程师的特质。”
硅谷那些优秀的女性工程师出身高管
编译：Judith Cheng
本文授权编译自EE Times，版权所有，谢绝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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